唐代大醫孫思邈繼承了歷代醫家對溫疫的預防經驗和診治思想，
提出了“瘴癘”、“溫風”、”毒氣”等病因，
肯定了“毒”是傳染病的主要病原，
治療上突出清熱解毒。
但提到避瘟時卻倡用溫藥。
避瘟為防病，
“凡能依時攝生者，
可居溫疫之中無憂疑矣”。
“依時攝生”在《孫真人攝養論》、《千金要方·養生序》、《千金要方·道林養性》中都有詳細描述。
省卻複雜的“依時”，
簡言之，
“攝生”不外“每日必須調氣補瀉，
按摩導引，
常欲小勞，
莫大疲”等。
如此看來，
若以避瘟為目的“攝生”，
其要不外乎氣血條達、腠理通暢。
孫思邈非常強調溫疫的早期治療。
他說：“若時氣不和，
當自戒勒，
若小有不和，
即須治療。
尋其邪由，
及在腠理，
以時早治，
鮮不愈者。
”邪尚在表，
治療較易。
“凡作湯藥，
不可避晨夜時日吉凶，
覺病須臾即宜便治，
不等早晚，
則易愈矣”。
看來，
溫疫初得，
及時治療，
腠理開通，
氣血和調是很容易治癒的。
“安不忘危，
預防諸病”，
體現了孫思邈的“上醫之道”。
“天地有斯瘴癘，
還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備之”。
《千金要方》傷寒章首列辟溫方二十餘首，
收錄預防方有口服藥酒、口服散劑、口服丸劑、外用粉劑、洗浴劑、搐鼻劑、薰燒劑、佩帶香料包等，
方劑中多用雄黃、菖蒲、川椒等溫熱藥物。
與當下預防傳染病喜用板藍根等寒涼藥截然相反。
劉河間認為溫疫病機是陽氣怫鬱，
熱不得散，
未病之時只要防其陽氣鬱結即可，
“辛甘熱藥發散者”（《素問玄機原病式·熱類》）正當此任；喻嘉言認為溫疫“未病前，
預飲芳香正氣藥，
則邪不能入，
此為上也”（《尚論篇·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皆說明避瘟用溫之理。
《千金要方》避瘟多用溫藥，
促氣血條達、腠理通暢，
保持健康而防病，
以實踐說明了“可居溫疫之中無憂疑矣”。
當下預防傳染病多用寒涼，
不知其理何在。
《千金方》中辟溫方及用法豐富多彩，
如飲用屠蘇酒（大黃、白術、桔梗、蜀椒、桂心、烏頭、菝葜），
將藥細切，
以絹囊包貯，
十二月晦日正中時懸至井中至泥，
正月朔旦取藥，
置酒中，
煮數沸，
先從小量飲起，
多少不拘，
渣置井中；薰燒太乙流金散、殺鬼燒藥方等，
方中多用雄黃、雌黃，
鬼箭羽等藥；塗雄黃散（雄黃、朱砂、菖蒲、鬼臼），
於五心額上、鼻人中及耳門；以川芎、白芷、槁本，
研粉與米粉調勻粉身；五物甘草生摩膏（甘草、防風、白術，
雷丸、桔梗）灸手以摩囟門上及手足心；以桃枝煮湯洗浴等。
古人在預防溫疫方面還有很多經驗，
如端午節前後用蒼術熏屋，
或以蒼術和辛夷、薄荷、蒼耳子、紫蘇、細辛、雲香草等多種中藥做成香袋、香囊掛於室內、佩於身上，
以辟疫邪；李時珍謂“用蒼術同豬蹄甲燒煙”以辟邪氣；《和劑局方》仙術湯以蒼術為君，
配合乾薑、棗、杏仁、甘草，
“辟瘟疫，
除寒濕，
溫脾胃，
進飲食”；《驗方新編》以“蒼術末、紅棗，
共搗為丸如彈子大，
時時燒之，
可免時疫不染”；《太醫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劑》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蒼術、細辛、川芎、甘草、棗組成，
謂“此藥燒之能令瘟疫不染，
空房內燒之可避穢氣”。
這些都值得當今醫學界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