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飯後， 格蕾絲·阿欽７歲的女兒都會給她端來一杯水， 並提醒她， “該吃藥了”。
“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有這樣懂事的女兒， 是我作為一個母親莫大的榮幸。 每次吃完藥， 我都會向她保證， ‘媽媽很快就會好起來的’， ”阿欽說。
“我還沒有告訴她， 我得的是愛滋病。 她只知道‘媽媽每天晚上要吃藥’。 她覺得提醒我按時吃藥是她的責任”。
阿欽是肯亞數以千計的單親愛滋病媽媽之一。 她們當中有一些是在成為單親家長後感染的疾病， 但更多的情況是， 她們的配偶早已因為愛滋病併發症去世， 只留下她們獨自承擔生活重擔和病痛折磨。
“我丈夫２００３年因愛滋病去世， ”阿欽回憶。 當時正懷著女兒的她， 到奈洛比一家醫院進行產前檢查， 才知道自己也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 自此以後她就十分清楚“等待自己的將是怎樣的結局”。 丈夫去世後的８年裡， 阿欽靠一己之力， 不僅撫養兩個孩子長大， 而且從未放棄與殘酷命運的抗爭。
“在過去８年裡， 我儘量讓孩子們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 確保他們能和別的孩子一樣。 話雖如此， 但我花在治療和藥物上的錢， 也確實很多”。
每個月， 阿欽至少要花５５美元來購買相關藥品。 醫療上的花費， 毫不留情地“榨幹”她的錢袋。 不過， 阿欽說自己是幸運的， 因為她有一份工作， 這給她提供了穩定的經濟來源。 但也正是這份工作，
“在辦公室， 同事們總是不停地問你， 最後一次去檢測是在什麼時候， ”阿欽說， 最開始她還可以挺過去， 但後來同事們問得越來越多， 越來越沒有底線， 自己簡直“給惹惱了”， 像是被“剝去了最後一點尊嚴”， “赤裸裸”地站在大庭廣眾面前。 阿欽說， 有些知道她病情的同事， 甚至還不斷地說著“最近好像你又瘦了不少哇”之類的“風涼話”。
類似這樣的冷嘲熱諷， 不但影響了阿欽的正常工作， 更嚴重的是， 在阿欽眼裡， 這簡直就像“殺人的刀”， 毫不留情地“殺死你全部的鬥志”。
“很多時候我儘量不表露出來， 因為我擔心女兒會問我為什麼這麼傷心， ”她說， “儘管你的身體已經如此脆弱， 但你的精神卻必須更加堅強， 這樣才能活下去。
“作為一個單身母親， 你不能讓孩子看到你跌倒的樣子， 因為你就是他們的‘大樹’， 他們都指望著你呢。 ”阿欽說。
在奈洛比， 阿欽是為數不多的願意站出來讓公眾瞭解她病情的愛滋病媽媽， 儘管這讓她遭到了不少冷遇和白眼。 但她積極樂觀的形象， 卻又給許多人以“生命的感動”。
“在我的工作場所和其他支援愛滋病人的組織裡， 我都是一個積極的‘同伴教育者’。 我知道我可能活不長， 但我要儘量活得積極一些， 為了孩子， 也為了自己”。
對於未來， 阿欽說， 她已經幫孩子們購買了教育保險， 以“保障他們的未來”。 “我每月支付保費， 這足夠確保他們完成學業”。
但阿欽也憂心地說，
阿欽說：“沒有人談論誰是單親愛滋病媽媽， 沒有人會談， 仿佛我們不存在似的。 但其實我們這個群體， 更需要社會和政府更多的幫助和照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