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提亞家庭治療的創始人薩提亞女士曾說過：如果孩子有問題， 那一定是父母的問題。 原意是強調父母在在孩子成長中的決定性作用， 而如今卻有另一種聲音：父母皆禍害， 他們贈與我們生命的同時也贈與了我們太多無奈。
“Anti-Parents父母皆禍害”豆瓣網小組論壇裡， 湧動著大量控訴父母的聲音。 組員自稱“小白菜”， 在這裡傾訴、反思父母造成的傷害。 小組2008年初創立， 2010年7月初發展至7000人。 經過媒體傳播， 3個月後， 小組成員已有2.7萬人， 還成立了副組。
“中毒的父母”
“他們在人前是標準的好爸媽， 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麼呢？”26歲的Sophia講起父母就很激動。
Sophia並不孤單。 在“父母皆禍害”小組裡控訴自己的父母之後， 她的帖子得到數百個有相似經歷的小白菜的回復， 她吃驚地發現， “居然有這麼多同樣的事情發生”。
“高中時我媽突然給我跪下， 說‘求求你好好學習’。 現在都是陰影。 ”
“我好恨自己， 為什麼是個女的， 為什麼帶給媽媽痛苦？我是不是不該來到這個世界？”
“我絕對不會要孩子。 我好怕生了孩子又重複我和我爸媽的模式。 我不想讓我的孩子重複我經歷的心靈痛苦。 ”
在小組內組建“公益幫助小組”的心理諮詢師王占郡說：“剛看到那些帖子時， 我感覺非常震撼：這裡就像‘家庭教育錯誤博物館’， 讓我看到一個‘家庭教育重災區’。
“我認得你， 因為你是另一個我”
“文化是個不斷演變的巨獸。 家庭是巨獸體內的多體小獸。 而個人不過是小獸身上的一點顏色。 在以為可以自作主張之餘， 往往不知道身在萬花筒中， 稍有牽動， 便會改變圖案。 ”這是家庭治療大師李維榕寫在《為家庭療傷》前言中的第一段話。
家是什麼？家庭像社會和個人一樣， 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發生著變化。 社會心理學家阿琳·斯果林克指出， 未來數十年內家庭會因社會領域發生著的3種變化而產生不同的需求。
“父母皆禍害”最初的控訴者， 突出特徵圈定為小學老師們的子女——也許有道理， 教師， 正好是社會主流意志最重要的輸出口。 媒體的報導也把子女與父母的衝突焦點簡化為“50後”父母與“80後”的代溝。 但事實上， 現在的控訴者從90後到50後、從待業青年到留美博士都有。 他們能夠迅速理解彼此， 只有一個共同原因：都受過父母的傷。 就像小組QQ群招募帖中說的：“我認得你， 因為你是另一個我”。
相反的聲音， 無論是批評或是提供建議， 在這裡都被強烈的排斥和反感。 他們常常感慨， “小白菜和非小白菜真是兩個物種。 ”他們覺得， 說話的人根本不明白他們曾經或現在仍在經受著什麼。或許，置於“父母皆禍害”小組組規之內的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瞭解他們的初衷：我們不是不盡孝道，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禦腐朽、無知、無理取鬧父母的束縛和戕害。
父母無恩論
“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如其所是”然而對有一些人來說，想要生活得更好，要逾越的障礙，卻似乎比跨越千山萬水還要艱難。因為他們要逾越的是，有毒性的父母有意識、無意識在他們的成長中留駐的烙印。
一直以來，父母的愛被當然地描述為偉大而無私的，是無條件的愛的象徵。“孝”字當頭的觀念深藏在我們的集體文化意識中。像胡適那樣提出“父母無恩論”，實在是稀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胡適所論及的反而是真實：“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裡糊塗地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即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然而，更多父母就是在“市恩”，他們把孩子視作沒有獨立意志的附屬品，最經常說的話就是：“我這是為他好……這是‘我的’孩子，要他怎樣就應該怎樣。”
寫作了《母愛的羈絆》一書的心理學家卡瑞爾·麥克布萊德博士，以個人多年與母親的抗爭和臨床治療豐富的經驗，分析了一類對子女最具傷害的母親——“自戀型母親”。這類型的母親，所有的焦點和目光只集中在自身，她要麼完全忽視孩子的需要，要麼以自己的想法為出發點完全地控制著自己的孩子。作為她的子女，特別是女兒——就像她的另一個自己，意味著要盡一切努力去迎合她的需求，成為她欲望的外延。
家庭治療學派的心理學家劉丹早就說過，只有孩子心中才對父母有著真正無條件的愛，不然孩子不會想盡一切辦法來討好父母、忠於父母，哪怕用傷害、毀滅自己的方式。
心理學家將家庭行使的根本任務定義為：為家庭成員提供一個發展的母體，讓他們在其中能夠發展為成熟的、心理健康的人。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不同年代的受害者，暴露的問題會驚人一致？”
控訴是走出問題的第一步
心理學知識的廣泛普及，讓我們有了意識，開始去反思、反抗父母的行為。但“控訴”對很多人來說仍是非常困難和難以接受的。承認父母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意味著對賜予我們生命的父母的背叛，也是一種對文化的反抗。
“我曾經默默地在小組裡待過好一陣子，看著那些與我有相同經歷的帖子，不敢有共鳴。我一直天真地以為他們畢竟是我的親人，如果違背他們的意志，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忍下去了……”直到父母安排23歲的阿叮和一個帶著15歲兒子的有錢老闆結婚，她才決定控訴、反抗。“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什麼樣的人——沒有安全感，不自信，不會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喜歡評論別人……我當時非常痛苦：自己個性中存在的問題，居然是最摯愛的媽媽帶給我的。”潛水很久終於決定加入小組的“夢醒時分”也如是說。
控訴是值得肯定的。它是一種意識層面的覺醒，卻可以帶動潛意識裡的深層解凍。仍以麥克布萊德博士所研究的自戀型母親的孩子為例。在一個小孩2歲大時，正是他開始說‘不’和‘我的’的個性化過程。這一過程隨著孩子逐漸長大，開始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愛好、需要和欲望，以便從容不迫地從父母那裡獨立出來、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識，貫穿一生。正常的父母，會允許這一過程有條不紊地、自然地發生。但是對自戀的母親的孩子來說，這一過程會受到嚴重阻礙，因為她不是管得太多，就是完全忽視他們。“被忽視的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滿足，無法發展個性、並成為獨立的人，因為她一直試著用想像中媽媽的愛來填補自己的空虛。她嘗試像一個小嬰兒一樣和媽媽粘在一起，努力博得媽媽的讚賞和關注。被管得太多的孩子，則沒有學會把自己看成一個獨立于媽媽的個體，沒有發展出自己的需要、欲望、想法和情感。這兩類女兒的情感需要都沒有得到滿足，在發展自我意識方面都有困難。”
控訴父母能讓我們成長嗎？
開始控訴，就意味著女兒和母親分離的開始，她總算可以開始表達屬於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意志。這是力量的體現，讓子女在聲討中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意識和獨立。
“首先要認識到存在問題，才可能改變。而且，我們的成長中必然有離開父母天地、背離父母過程，自然會有對父母的批判。”該小組的管理員張坤說。
需要超越的“控訴陷阱”
“他們還不是壞父母，只是我也沒法把他們等同于好父母，基本上他們就是王八蛋！這幾十年來，我一個人生活在孤獨和無助之中，我只企求一點關心安慰和鼓勵，但是連這最基本的要求都得不到，我不知道這樣的父母還有什麼意義。”說這個話的人已經35歲了。但他舔拭傷痛的樣子，仍像一個無法保護自己、也承擔不了自己生命責任的孩子一樣。鄭立峰說：“許多人到三四十歲，與父母青春期的對抗沒有結束；到四五十歲控訴還未完結，還想著要把15歲時不能講的事和父母講清楚。有可能父母已經改變了，甚至去世了，他還沒放下。”
所有的孩子都有兩種本能：“被愛的本能”和“去愛的本能”。兩種本能是各自獨立的，就算沒有被愛，還是會有去愛的本能。兩種本能都需要有機會自由表達。正是這個緣故，那些憎恨父母的孩子們，在控訴之後仍無法釋放去愛父母的本能，這讓他們內心更加痛苦。很多控訴者都以為，長大成人獨立之後，遠離父母就好了，就不被禍害了，但心理上與父母不斷的糾結卻隱含著這樣的語言：他們還在幻想著父母會對自己好。
“為什麼那麼多人無法放下對父母的怨恨？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他們需要找到父母愛自己的證據。”家庭排列師鄭立峰說。這無疑是一個悖論，滿眼只有怨恨的人，是不可能看到愛的證據的。但越是缺失，人們越會生成另一種強烈的渴望，並以此去評判父母，進入更加失望的迴圈。可是，就算有好父母，我們幾乎每個人，不都在小時候羡慕過別人，期望別人的家長是自己的父母嗎？在我們的心底，其實也藏著一個萬能父母的幻想。
放不下，只意味著沉溺於控訴的情緒、自憐自艾不能自拔，只意味著時光早已飛逝，卻仍將自己固定在“受害者”位置上，固定在那個弱小的孩子身上，像當年受到父母的妨礙一樣，改由自己妨礙自己作為一個成年人前行。
“我們不能用過去父母的錯，為自己現在的不完整找藉口。”走過自身成長之路的魏敏，現在是薩提亞學習與應用發展中心的負責人，看過了太多工作坊裡的控訴，也看過了太多人走出控訴的變化，她說：“比控訴更重要的，是要與自己的生命能量聯結，完成自我的成長。當我們變得有力量，可以更好地生活，就不會再緊抱著對父母的怨恨，和他們的關係也會隨之改變。”“要父母道歉、認錯、改正，”控訴者說。但真正的和解卻需要先在自己內心進行。
“大多數人控訴，是因為他們只看到自己被父母要求、控制或忽視。而父母本身不僅僅是這個角色，也是普通的、有很多局限的人——父母用他們有限的生存模式左右了孩子的成長，父母無力給予孩子的或許也正是他們內心缺失的，他們使孩子受傷了卻可能全然不知。”魏敏說，“當我們不是對父母這個角色作出期待，能用人性的眼光去看父母時，或許才能體會到，他們當時已盡其所能而為。”
我們都曾是孩子，大部分人也會成為父母。沒有完美的孩子，也不可能有完美父母，在某種角度上，我們可能註定被禍害，也註定成為禍害。成長，也許就是歷經艱難、不斷接受失望、逐漸學會理解和接受人性的過程。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成年人，每個人都擁有最好的機會，用自己期望的愛的方式對待自己，將那分缺失的愛，由自己注入，從自己內心長起來，而不是寄託在老去的父母身上。
深層溝通三部曲
誰不希望能愛自己的父母呢？可是佈滿傷痕的心總是不自覺地護住了盔甲。控訴不能讓我們彼此靠近，深層溝通才能讓我們坦誠相對。這不僅需要技巧，更是一條漫長的自我內心修煉之路。在路上與父母的一次次重逢，我們能逐漸感受到關係在悄悄產生變化。
說話的人根本不明白他們曾經或現在仍在經受著什麼。或許，置於“父母皆禍害”小組組規之內的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清晰地瞭解他們的初衷：我們不是不盡孝道，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禦腐朽、無知、無理取鬧父母的束縛和戕害。父母無恩論
“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究竟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如其所是”然而對有一些人來說，想要生活得更好，要逾越的障礙，卻似乎比跨越千山萬水還要艱難。因為他們要逾越的是，有毒性的父母有意識、無意識在他們的成長中留駐的烙印。
一直以來，父母的愛被當然地描述為偉大而無私的，是無條件的愛的象徵。“孝”字當頭的觀念深藏在我們的集體文化意識中。像胡適那樣提出“父母無恩論”，實在是稀少。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胡適所論及的反而是真實：“我想這個孩子自己並不曾自由主張要生在我家，我們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裡糊塗地給了他一條生命。況且我們也並不曾有意送給他這條生命。我們即無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為有恩於他？他既無意求生，我們生了他，我們對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然而，更多父母就是在“市恩”，他們把孩子視作沒有獨立意志的附屬品，最經常說的話就是：“我這是為他好……這是‘我的’孩子，要他怎樣就應該怎樣。”
寫作了《母愛的羈絆》一書的心理學家卡瑞爾·麥克布萊德博士，以個人多年與母親的抗爭和臨床治療豐富的經驗，分析了一類對子女最具傷害的母親——“自戀型母親”。這類型的母親，所有的焦點和目光只集中在自身，她要麼完全忽視孩子的需要，要麼以自己的想法為出發點完全地控制著自己的孩子。作為她的子女，特別是女兒——就像她的另一個自己，意味著要盡一切努力去迎合她的需求，成為她欲望的外延。
家庭治療學派的心理學家劉丹早就說過，只有孩子心中才對父母有著真正無條件的愛，不然孩子不會想盡一切辦法來討好父母、忠於父母，哪怕用傷害、毀滅自己的方式。
心理學家將家庭行使的根本任務定義為：為家庭成員提供一個發展的母體，讓他們在其中能夠發展為成熟的、心理健康的人。這或許就是“為什麼那麼多來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不同年代的受害者，暴露的問題會驚人一致？”
控訴是走出問題的第一步
心理學知識的廣泛普及，讓我們有了意識，開始去反思、反抗父母的行為。但“控訴”對很多人來說仍是非常困難和難以接受的。承認父母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意味著對賜予我們生命的父母的背叛，也是一種對文化的反抗。
“我曾經默默地在小組裡待過好一陣子，看著那些與我有相同經歷的帖子，不敢有共鳴。我一直天真地以為他們畢竟是我的親人，如果違背他們的意志，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我已經沒有力氣再忍下去了……”直到父母安排23歲的阿叮和一個帶著15歲兒子的有錢老闆結婚，她才決定控訴、反抗。“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個什麼樣的人——沒有安全感，不自信，不會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喜歡評論別人……我當時非常痛苦：自己個性中存在的問題，居然是最摯愛的媽媽帶給我的。”潛水很久終於決定加入小組的“夢醒時分”也如是說。
控訴是值得肯定的。它是一種意識層面的覺醒，卻可以帶動潛意識裡的深層解凍。仍以麥克布萊德博士所研究的自戀型母親的孩子為例。在一個小孩2歲大時，正是他開始說‘不’和‘我的’的個性化過程。這一過程隨著孩子逐漸長大，開始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愛好、需要和欲望，以便從容不迫地從父母那裡獨立出來、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識，貫穿一生。正常的父母，會允許這一過程有條不紊地、自然地發生。但是對自戀的母親的孩子來說，這一過程會受到嚴重阻礙，因為她不是管得太多，就是完全忽視他們。“被忽視的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滿足，無法發展個性、並成為獨立的人，因為她一直試著用想像中媽媽的愛來填補自己的空虛。她嘗試像一個小嬰兒一樣和媽媽粘在一起，努力博得媽媽的讚賞和關注。被管得太多的孩子，則沒有學會把自己看成一個獨立于媽媽的個體，沒有發展出自己的需要、欲望、想法和情感。這兩類女兒的情感需要都沒有得到滿足，在發展自我意識方面都有困難。”
控訴父母能讓我們成長嗎？
開始控訴，就意味著女兒和母親分離的開始，她總算可以開始表達屬於自己的聲音，自己的意志。這是力量的體現，讓子女在聲討中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意識和獨立。
“首先要認識到存在問題，才可能改變。而且，我們的成長中必然有離開父母天地、背離父母過程，自然會有對父母的批判。”該小組的管理員張坤說。
需要超越的“控訴陷阱”
“他們還不是壞父母，只是我也沒法把他們等同于好父母，基本上他們就是王八蛋！這幾十年來，我一個人生活在孤獨和無助之中，我只企求一點關心安慰和鼓勵，但是連這最基本的要求都得不到，我不知道這樣的父母還有什麼意義。”說這個話的人已經35歲了。但他舔拭傷痛的樣子，仍像一個無法保護自己、也承擔不了自己生命責任的孩子一樣。鄭立峰說：“許多人到三四十歲，與父母青春期的對抗沒有結束；到四五十歲控訴還未完結，還想著要把15歲時不能講的事和父母講清楚。有可能父母已經改變了，甚至去世了，他還沒放下。”
所有的孩子都有兩種本能：“被愛的本能”和“去愛的本能”。兩種本能是各自獨立的，就算沒有被愛，還是會有去愛的本能。兩種本能都需要有機會自由表達。正是這個緣故，那些憎恨父母的孩子們，在控訴之後仍無法釋放去愛父母的本能，這讓他們內心更加痛苦。很多控訴者都以為，長大成人獨立之後，遠離父母就好了，就不被禍害了，但心理上與父母不斷的糾結卻隱含著這樣的語言：他們還在幻想著父母會對自己好。
“為什麼那麼多人無法放下對父母的怨恨？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他們需要找到父母愛自己的證據。”家庭排列師鄭立峰說。這無疑是一個悖論，滿眼只有怨恨的人，是不可能看到愛的證據的。但越是缺失，人們越會生成另一種強烈的渴望，並以此去評判父母，進入更加失望的迴圈。可是，就算有好父母，我們幾乎每個人，不都在小時候羡慕過別人，期望別人的家長是自己的父母嗎？在我們的心底，其實也藏著一個萬能父母的幻想。
放不下，只意味著沉溺於控訴的情緒、自憐自艾不能自拔，只意味著時光早已飛逝，卻仍將自己固定在“受害者”位置上，固定在那個弱小的孩子身上，像當年受到父母的妨礙一樣，改由自己妨礙自己作為一個成年人前行。
“我們不能用過去父母的錯，為自己現在的不完整找藉口。”走過自身成長之路的魏敏，現在是薩提亞學習與應用發展中心的負責人，看過了太多工作坊裡的控訴，也看過了太多人走出控訴的變化，她說：“比控訴更重要的，是要與自己的生命能量聯結，完成自我的成長。當我們變得有力量，可以更好地生活，就不會再緊抱著對父母的怨恨，和他們的關係也會隨之改變。”“要父母道歉、認錯、改正，”控訴者說。但真正的和解卻需要先在自己內心進行。
“大多數人控訴，是因為他們只看到自己被父母要求、控制或忽視。而父母本身不僅僅是這個角色，也是普通的、有很多局限的人——父母用他們有限的生存模式左右了孩子的成長，父母無力給予孩子的或許也正是他們內心缺失的，他們使孩子受傷了卻可能全然不知。”魏敏說，“當我們不是對父母這個角色作出期待，能用人性的眼光去看父母時，或許才能體會到，他們當時已盡其所能而為。”
我們都曾是孩子，大部分人也會成為父母。沒有完美的孩子，也不可能有完美父母，在某種角度上，我們可能註定被禍害，也註定成為禍害。成長，也許就是歷經艱難、不斷接受失望、逐漸學會理解和接受人性的過程。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成年人，每個人都擁有最好的機會，用自己期望的愛的方式對待自己，將那分缺失的愛，由自己注入，從自己內心長起來，而不是寄託在老去的父母身上。
深層溝通三部曲
誰不希望能愛自己的父母呢？可是佈滿傷痕的心總是不自覺地護住了盔甲。控訴不能讓我們彼此靠近，深層溝通才能讓我們坦誠相對。這不僅需要技巧，更是一條漫長的自我內心修煉之路。在路上與父母的一次次重逢，我們能逐漸感受到關係在悄悄產生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