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把一切生命的異常狀況——自覺痛苦和他覺異常， 都看成是疾病的表現。 異常的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也屬於生命的異常， 是病機的外在表現。
各種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的病機意義， 只能是通過臨床對許許多多具體就診病人的辨證論治， 並對辨證論治療效進行分析， 形成具有生命時空關聯性的規律認識， 才能夠融入中醫理論。
如果我們不重視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 把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結果排斥在症狀之外， 以為只有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而沒有自覺症狀， 辨證論治就“無證可辨”，
“指標”也是病機的外在表現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立“治病必求於本”之說， 《素問·至真要大論》確立症狀到病機的邏輯規範， 《傷寒論》把病機性質判斷的臨床形式稱之為“證”， 幾千年的中醫臨床， 就把病機作為治療目標， 因人、因時、因地地進行辨證論治， 在不同時空條件下， 發展了各具特色的病機學說， 如李東垣的《脾胃論》， 葉天士的《溫熱論》， 唐容川的《血證論》等。 用明代李中梓的話說， 就是具有“與時皆行”（《醫宗必讀·古今元氣不同論》）的先進性。
僅僅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 沒有其他症狀， 就會增加臨床辨證論治的困難， 但這並不是“無證可辨”。 中醫把一切生命的異常狀況——自覺痛苦和他覺異常， 都看成是疾病的表現。
用“辨證論治”把“指標”融入中醫理論
醫學的目的， 在於治療疾病， 實現“形與神俱， 盡終其天年”， 如果不能把握現實條件下的病機規律， 不能形成現實條件下的理法方藥的病機邏輯對應， 就無法解決臨床疾病。 而在把握病機的過程中， 張仲景首先旗幟鮮明地反對“各承家技，
證候病機的個體真實性， 是辨證論治的基本要求。 只有做到個體真實， 證候病機的每一次判斷都具有生命可靠性， 才有“效如桴鼓”的可能。 在這樣的臨床理念指導下， 各種指標、影像等實驗室結果的病機意義， 只能是通過臨床對許許多多具體就診病人的辨證論治， 並對辨證論治療效進行分析， 形成具有生命時空關聯性的規律認識，
要像古人那樣“與時皆行”
隨著實驗手段的發展， 實驗室的觀察會越來越精細， 新的指標和影像會層出不窮， 我們要像古人那樣“與時皆行”， 就需要認識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的病機意義， 將其納入理法方藥的邏輯軌道。
在現實醫療條件下， 如果我們不重視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 把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結果排斥在症狀之外， 以為只有指標、影像的實驗室異常結果而沒有自覺症狀， 辨證論治就“無證可辨”， 那就誤解了辨證論治。
病案舉例
2009年7月20日， 筆者曾治療一位張姓男患者， 53歲。 數年前體檢發現血壓140~130/115~110mmHg， 服西藥降壓至今， 血壓始終在這個水準波動。 就診時脈沉細， 舌淡紅， 苔薄白。 平素應酬太多， 時常飲酒熬夜。 考慮到酒體陰而氣辛竄， 不僅傷肝血而且耗元氣， 加上熬夜傷陽， 初步考慮為肝氣虛寒之證， 遂予附片15克， 黃芪30克， 當歸15克， 白芍15克， 郁金20克， 陳皮15克， 茯苓15克。 3劑， 水煎服。 囑隨時檢測血壓， 逐步減少西藥。 7月23日複診：血壓105/78mmHg， 守方繼服。 8月24日， 其妻代診曰：服藥21劑， 西藥停服近20天， 血壓完全正常， 精神好。 病人又續服半月後停藥， 至今一直正常。
從臨床看， 高血壓的病機性質是複雜的， 有外邪困束，有氣血虧虛，有肝鬱失和等等，肝陽上亢只是可能發生的一種，就診病人的具體病機性質，必須從就診病人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客觀地進行病機分析。
脂肪肝也是現在十分常見的一種疾病，很多病人沒有什麼自覺症狀，如果結合病人的嗜好、體型、稟賦、性格，結合病人實際的生活狀況、環境心態等進行分析，病機性質的判斷還是有可能的。
有外邪困束，有氣血虧虛，有肝鬱失和等等，肝陽上亢只是可能發生的一種，就診病人的具體病機性質，必須從就診病人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客觀地進行病機分析。脂肪肝也是現在十分常見的一種疾病，很多病人沒有什麼自覺症狀，如果結合病人的嗜好、體型、稟賦、性格，結合病人實際的生活狀況、環境心態等進行分析，病機性質的判斷還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