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患者：你如此需要安慰

由於承擔如此沉重的精神壓力， 就不奇怪為何HIV患者和正常人比起來， 得抑鬱症的機率是後者的二倍。 HIV陽性病人所經歷的痛苦對他們的親戚朋友也會引起較深的影響。

提出情感論點的需要

在個人和群體方面， 呼籲給予HIV患者情感需求都能帶來積極的結果， 改善整體人群的健康水準， 加強預防措施， 在一系列不同標準下改進生活水準。 在美國對婦女的一項調查中發現， 她們提到最多的是幫助她們的心理干預措施(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通過對一名坦尚尼亞婦女的研究， 發現抑鬱症和HIV的發展和死亡有密切的聯繫，

這引起了對精神健康領域和HIV之間關係的重視。 在美國也發現了相似的病例， 是一位長期患有抑鬱症的HIV陽性婦女。 而且， 在患有愛滋病的婦女中， 得抑鬱症的比未表現明顯抑鬱症狀的患者死亡率約高兩倍。 儘管在抑鬱症和HIV死亡之間尚未建立明確的因果關係， 但可信的是， 儘量減輕抑鬱症狀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改進HIV婦女的生活。

有毒癮的HIV患者

在美國佛蒙特州郊區生活的人們， 面對接受HIV關愛的種種障礙（包括交通問題、汙名、醫學和心理諮詢以及個人資源）， 這加重了他們患抑鬱症的程度。 反之， 那些擁有抑鬱症狀的人常常伴隨著不安全的性行為， 如果別人知道他們得了愛滋病， 他們也不期望能獲得幫助。 因此，

對那些擁有抑鬱症狀的HIV病人更多關心， 也許是解決性風險行為的一種途徑。

一項名為TALC（青少年和成年人學習交流）的項目對那些父母之一患有HIV的青少年的生活品質水準進行觀察。 一些父母和他們的孩子被邀請參與到專案中的團體中， 他們被教導如何解決他們自己或父母的疾病、悲傷、恐懼和憤怒；如何交流和化解矛盾；對未來的規劃；還有提出諸如對吸毒和安全性行為的看法。 如果青少年父母一方死亡， 就開始對他們的生活進行長期的觀察。 六年後， 那些參與過項目培訓的年輕人， 和那些沒有接收過培訓的人之間有明顯的不同。 培訓過的青少年繼續受教育的可能性更大， 並且很少接受州政府的經濟救濟，

也不會經常酗酒。 這些青少年有較好的家庭關係， 在解決矛盾和與他人相處的問題上表現出很高的能力， 並且對自己和搭擋都有較高的自信心。

HIV患者：得知真相

“我是在於2005年6月16號被診斷為愛滋病的， 當時我19歲， 那天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姍妮

每個人的經歷都將不同， 但是當被診斷為HIV患者的時候， 都會共同的產生一系列的情緒變化， 包括生氣、拒絕、抑鬱、憂慮、震驚和懼怕死亡。 是否將此事告訴別人， 生活方式將如何改變， 是否應該要個孩子， 對這些問題的猶豫加劇了他們的精神壓力。 一些人也許會感到內疚， 他們把被傳染為愛滋病看作是對他們作為同性戀或吸毒者的一種懲罰， 或者擔心是否會將此傳染給他人。

因為不同的患者對待這些事情有不同的反應， 對待他們就需要不同的方式。 對待這些HIV患者， 並沒有固定的方式， 但人們應該找到最適合他們的方法。

諮詢服務有助於病人更好地去接受診斷結果， 這也是治療的第一步。 世界衛生組織也推薦通過和病人討論來減輕他們受到的精神刺激。 這些舉措可以使病人能更有效的接受對他們的診斷， 也可以讓他們在下一步做事情的時候考慮後果， 比如避免有風險的行為和主動接受治療。 通常認為， 病人在得知結果後， 很難和他們再去討論臨床治療過程， 這樣就會慢慢的延緩治療時機。 有位元醫生說在病人被告知診斷陽性後， “病人因為受到刺激， 聽不進去醫生對他們說的疾病細節，

只能在隨後的訪問中才可以和他們討論這些。 ”

當病人準備好接受治療建議的時候， 那些瞭解病毒和相關醫療服務的病人可以更好的改善疾病。 在對南非和烏干達的緩痛護理（Palliative care）調查中有位HIV病人說道， “是的， 我學到了關於HIV和AIDS的相關臨床知識， 並且我可以用來改善我的生活狀況。 ”相反地， 調查者發現病人和關愛者的關係因為匱乏的專業和預防知識而被忽略了， 而這明顯的影響了隨後的治療計畫。

“起初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我開始否定這一切——我選擇忽略所有的事實——即使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一位南非的母親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