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宗金鑒》有“封髓丹為固精之要藥”讚語。 清代醫家鄭欽安在臨證中體會到：“此一方不可輕視， 余常親身閱歷， 能治一切虛火上沖， 牙疼、咳嗽、喘促、面腫、喉痹、耳腫、面赤、鼻塞、遺尿、滑精諸症， 屢獲奇效， 實有出人意外、令人不解者。
餘仔細揣摩， 而始知其制方之意重在調和水火也。 至平至常， 至神至妙， 餘經試之， 願諸公亦試之。 ”（見《醫理真傳》）而當代中醫界， 除繼承蒲輔周經驗使用三才封髓丹治療口瘡等病變外， 似很少論及封髓丹一方。 而後學者根據鄭氏的“調和水火”一語， 以及“虛火上沖”諸病症， 臨證時也無法真正理解和運用該方。
考封髓丹一方， 最早見於元·許國禎編纂的《禦藥院方》一書“補虛損門”中。 原文：“封髓丹：降心火， 益腎水。 黃柏三兩， 縮砂仁一兩半， 甘草。 上藥搗羅為細末， 水煮麵糊稀和丸如桐子大， 每服五十丸， 用蓯蓉半兩， 切作片子， 酒一大盞， 浸一宿， 次日煎三四沸， 濾去滓， 送下， 空心食前服。 ”
本方有“降心火， 益腎水”之功。 但是， 用我們現在的觀點分析， 方中四味藥， 既沒有降心火的藥（如黃連之類）， 也沒有益腎水的藥（如地黃之類）。 還有， 本方出自“補虛損門”， 而方中除肉蓯蓉外， 他藥並無補益之功， 肉蓯蓉也非方中主藥。
用方首在明理， 理不明則良方也無用武之地。
一日， 讀《續名醫類案》， 見“齒門”下有易思蘭治一人齒痛不可忍， 診其脈“上兩部俱得本體，
案中用藥是以“黃柏為君以滋腎水， 泄腎火”。 讀及此處， 聯想到封髓丹方， 方中以黃柏為君， “降心火”， 實即瀉心火侮腎所致之腎火， “益腎水”實即瀉腎火以保腎水。
黃柏一味， 瀉火、益水兼備， 已成一方。 或佐甘草（原方中劑量缺）， 加強瀉火、益水之功， 成一方也已足夠。 張仲景就有大黃甘草湯、芍藥甘草湯、桂枝甘草湯、甘草乾薑湯等方， 黃柏與甘草組方， “降心火， 益腎水”， 境界也直抵經方， 為什麼又要加入縮砂仁呢？畢竟，
《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引趙羽皇的話說：“若縮砂仁者， 以其味辛性溫， 善能入腎， 腎之所惡在燥， 而潤之者惟辛， 縮砂仁通三焦達津液， 能內五臟六腑之精而歸於腎。 ”這裡提到腎燥、辛潤。 《黃帝內經》中說：“腎苦燥， 急食辛以潤之， 開腠理， 致津液， 通氣也。 ”
《本草綱目》中說：“腎惡燥， 以辛潤之， 縮砂仁之辛， 以潤腎燥。 ”可以這樣認為， 方中砂仁之功在於潤腎燥。 水不足則燥， 水足則潤， 那麼“益腎水”也即“潤腎燥”之互辭， 只不過砂仁辛潤腎燥是通過辛散溫通、布化氣液而完成， 與地黃類藥直補腎水截然不同。
《慎齋遺書》載一案：“一婦泄瀉， 兩尺無神， 此腎燥不合也。 ”用肉蓯蓉為君潤腎燥而愈。 張東扶在注文中說：“腎燥不合，
所以，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 封髓丹方所治病證為在腎燥不合基礎上的相火妄動（即腎火彌漫）。 該病證既不同于治療腎陰虧虛、虛火上炎的知柏地黃湯證， 也不同于治療陰氣太盛、逼陽上浮的潛陽丹證（潛陽丹：砂仁、附子、龜板、甘草）， 更不同於治療脾胃虛弱、陰火上沖的補中益氣東加黃柏證。 當然， 封髓丹方也與瀉心火、益腎水的黃連阿膠湯方絕非同類。
如果把砂仁理解為治療中焦濕阻而將封髓丹用於治療濕熱病證， 甚或通過加味治療與腎燥、相火無關的病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