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藥的由來， 一個公認的觀點是“源於生活實踐”， 一個基本的說法是“藥食同源”， 即古代先民為果腹之需， 往往饑不擇食， 其間難免會誤食一些有毒或有劇烈生理效應的動、植物， 以致引起嘔吐、腹瀉， 甚至昏迷、死亡。 經過無數次試驗， 逐漸形成了對某些動、植物可食或不可食的認識， 並又從中慢慢發現， 某種病痛發作時在吃了或誤食了某種動、植物後， 病痛得以減輕或解除， 進而有了藥物的認識和積累。 這就說明中藥與食物是同時被發現的， 藥、食之間起初並無明顯的或絕對的界線。 至於礦物藥的發現，
對於中藥起源及其功效認識的說法， 其實還存在著諸多疑問， 筆者茲提出有關思考與同道商榷。
現存最早的中藥學專著是約成書于東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 該書顯非出於一時一人之手， 而是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補充和完善過程， 是對其前的中藥學知識的整理與總結。
值得一提的是， 《本經》的話語體系與此前成書的《黃帝內經》已實現了基本契合， 彌補了《黃帝內經》方藥匱乏的不足。 對中藥功效確認的基本方法是以效定功， 即通過反復觀察應用後的反應， 來確定某種藥物的功能。 這一過程即使撇開受用者的年齡、性別、飲食、性情等複雜因素， 也還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使用單味藥物；治療同一病症；臨證反復應用。
縱觀中藥學史， 儘管有發展， 但對藥物的研究認識方法並沒有根本改進， 多是在《本經》基礎上的修訂、更正和補充， 且補充明顯多於更正。 也就是說， 後世本草大都沿用了《本經》的說法， 而補充的大量藥物——由《本經》的365種至《本草綱目》的1892種， 也同樣帶有過多的主觀因素， 對藥物功效的認識很多當屬於一家之言， 且有些認識經不起推敲與驗證。 如《本草綱目》中記述了很多未經系統觀察，
由於對單味中藥功效認識的不一致， 加之藥物配伍帶來的千變萬化， 這就給歷代醫家的臨床應用提供了見仁見智的機會。 中醫學豐富的臨床經驗中， 除了表現在對病證的病因病機的見解上外， 更多地還是見於選方用藥上， 即所謂用藥經驗。
用藥治病， 首要悉其性能。 清代醫家徐大椿形象地提出“用藥如用兵論”。 他指出：“兵之設也以除暴， 不得已而後興；藥之設也以攻疾， 亦不得已而後用， 其道同也。 故病之為患也， 小則耗精， 大則傷命， 隱然一敵國也。 以草木之偏性， 攻臟腑之偏勝， 必能知彼知己， 多方以制之， 而後無喪身殞命之憂……孫武子十三篇，
關於這一點， 歷代醫家有頗多心得。 如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創制或記述的方劑， 用藥大都精當， 成為後世典範， 反映出他對所用藥物認識之精深。 李東垣對風類藥有獨到的認識， 在脾胃病中的應用頗顯匠心。 《景嶽全書》中有《本草正》2卷， 列常用藥300味， 但對人參、附子、熟地、大黃敘述尤詳， 並模仿儒家四維（禮、義、廉、恥）之式， 而將其稱為“藥中四維”。 當代醫家施今墨先生用對藥的心得， 焦樹德先生的《用藥心得十講》等， 對藥物的認知都可謂細緻入微， 表述生動貼切， 實用性很強， 值得研習效法。
此外， 一些醫家還有著鮮明的用藥特色， 表現為對某一藥物的偏愛，甚至為此而得新的稱呼，如“張熟地”（張景岳）、“嚴附子”（嚴觀）、“余石膏”（余師愚）、“陳柴胡”（陳平伯）、“烏梅先生”（劉鴻恩）、“石膏大王”（張錫純）、“祝附子”（祝味菊）、“徐麻黃”（徐小圃）、“嚴北沙”（嚴蒼山）、“陸黃芪”（陸仲安）、“石膏孔”（孔伯華）、“吳附子”（吳佩衡）等等。
然而，因缺乏明晰、嚴格的標準，系統細緻的臨床驗證，這類用藥經驗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簡單地照搬沿用很易致偏顯弊。
中藥普遍存在著“一藥多能”的現象，如黃芪有補氣升陽、益衛固表、利水消腫、托瘡生肌的功效，大黃有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止血、解毒、活血祛瘀的功效，仙鶴草有收斂止血、補虛、消積、止痢、殺蟲的功效等等。顯而易見，這應是由其性味、歸經或所含成分所決定的。客觀地說，以中醫學的認知條件和認知方法，能把藥物的功效認識到如此細緻，委實不易。
關於藥物功效的表述，古今有異者並不鮮見。如白芍一藥，《本經》謂之“味苦平，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其中的“利小便”在《傷寒論》的真武湯中即有所體現。而現行教材對此功效並未認定，言其能“養血調經，平肝止痛，斂陰止汗”。再如當歸，《本經》言其“主咳逆上氣”，而教材中也未採用。這種取捨不知所依何在？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無論是一藥一能或一藥多能，對這些藥之功效怎樣去驗證？因為臨床單藥治病幾無可能，而在複方中要驗證某一藥物的功效則難之又難。如此說來，尋找恰當的方法確認中藥的功效將是中藥研究中的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策。
對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一個時期以來研究中藥功效最常用的方法。原本是想通過對有效成分的分析，找出其功效的物質基礎，並認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一條可行之路。而多年的實踐卻證實，這種方法忽略了中藥成分的複雜性和整體性，除了有個別建立起了有效成分與功效的對應關係外，多數都未達到這一目的。一些中藥提取物，雖然在臨床治療中的針對性有所提高，但適應範圍卻大大縮小，嚴格說來已不再屬於中藥。
研究中藥的有效成分，無疑有利於對中藥功效的識別與認定，但這種將有效成分與功效對應的方法並不符合中醫學的原理，因而除非具有特異性功效而可辨病用藥外，如常山截瘧、茵陳退黃、鴉膽子殺阿米巴原蟲等，還是應強調辨證用藥，而對藥物的有效成分及藥理作用只能作為臨床參考。
目前，“中醫西化”現象很明顯，突出表現在對“病”的認識及對“藥”的運用上。不少醫者用藥的依據是病理而非病機、是藥理而非性能，在組方用藥時經常要考慮藥物的降壓、降糖、降脂、降酶、抗病毒、抗癌、強心等作用，割裂了理、法、方、藥的一體性，辨證論治的理念未得到體現，臨床自然難獲佳效。
毋庸置疑，現行教材及《藥典》中記述的中藥功效是經千百年應用認定的結果，是能經得起臨床檢驗的，但還遠未達到嚴謹、規範、清晰、無疑的程度。要實現這一目標，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系統整理古今文獻，力求去偽存真，從中發現確有價值的中藥功效，並通過規範的臨床研究加以驗證；建立符合中醫藥理論特色的中藥功效評價體系；將有效成分的研究與中藥功效的臨床研究有機結合；重視中藥功效術語的規範化研究。
表現為對某一藥物的偏愛，甚至為此而得新的稱呼，如“張熟地”（張景岳）、“嚴附子”（嚴觀）、“余石膏”（余師愚）、“陳柴胡”（陳平伯）、“烏梅先生”（劉鴻恩）、“石膏大王”（張錫純）、“祝附子”（祝味菊）、“徐麻黃”（徐小圃）、“嚴北沙”（嚴蒼山）、“陸黃芪”（陸仲安）、“石膏孔”（孔伯華）、“吳附子”（吳佩衡）等等。然而，因缺乏明晰、嚴格的標準，系統細緻的臨床驗證，這類用藥經驗對臨床的指導意義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簡單地照搬沿用很易致偏顯弊。
中藥普遍存在著“一藥多能”的現象，如黃芪有補氣升陽、益衛固表、利水消腫、托瘡生肌的功效，大黃有瀉下攻積、清熱瀉火、止血、解毒、活血祛瘀的功效，仙鶴草有收斂止血、補虛、消積、止痢、殺蟲的功效等等。顯而易見，這應是由其性味、歸經或所含成分所決定的。客觀地說，以中醫學的認知條件和認知方法，能把藥物的功效認識到如此細緻，委實不易。
關於藥物功效的表述，古今有異者並不鮮見。如白芍一藥，《本經》謂之“味苦平，主邪氣腹痛，除血痹，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去水氣，利膀胱……”，其中的“利小便”在《傷寒論》的真武湯中即有所體現。而現行教材對此功效並未認定，言其能“養血調經，平肝止痛，斂陰止汗”。再如當歸，《本經》言其“主咳逆上氣”，而教材中也未採用。這種取捨不知所依何在？
現在面臨的問題是，無論是一藥一能或一藥多能，對這些藥之功效怎樣去驗證？因為臨床單藥治病幾無可能，而在複方中要驗證某一藥物的功效則難之又難。如此說來，尋找恰當的方法確認中藥的功效將是中藥研究中的當務之急，也是長久之策。
對有效成分的研究，是一個時期以來研究中藥功效最常用的方法。原本是想通過對有效成分的分析，找出其功效的物質基礎，並認定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是一條可行之路。而多年的實踐卻證實，這種方法忽略了中藥成分的複雜性和整體性，除了有個別建立起了有效成分與功效的對應關係外，多數都未達到這一目的。一些中藥提取物，雖然在臨床治療中的針對性有所提高，但適應範圍卻大大縮小，嚴格說來已不再屬於中藥。
研究中藥的有效成分，無疑有利於對中藥功效的識別與認定，但這種將有效成分與功效對應的方法並不符合中醫學的原理，因而除非具有特異性功效而可辨病用藥外，如常山截瘧、茵陳退黃、鴉膽子殺阿米巴原蟲等，還是應強調辨證用藥，而對藥物的有效成分及藥理作用只能作為臨床參考。
目前，“中醫西化”現象很明顯，突出表現在對“病”的認識及對“藥”的運用上。不少醫者用藥的依據是病理而非病機、是藥理而非性能，在組方用藥時經常要考慮藥物的降壓、降糖、降脂、降酶、抗病毒、抗癌、強心等作用，割裂了理、法、方、藥的一體性，辨證論治的理念未得到體現，臨床自然難獲佳效。
毋庸置疑，現行教材及《藥典》中記述的中藥功效是經千百年應用認定的結果，是能經得起臨床檢驗的，但還遠未達到嚴謹、規範、清晰、無疑的程度。要實現這一目標，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系統整理古今文獻，力求去偽存真，從中發現確有價值的中藥功效，並通過規範的臨床研究加以驗證；建立符合中醫藥理論特色的中藥功效評價體系；將有效成分的研究與中藥功效的臨床研究有機結合；重視中藥功效術語的規範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