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內傷派的學術特點

一、重視發病中的正虛因素

按照《內經》的傳統理論， 疾病的發生和發展的原因雖錯綜複雜， 但綜其大要， 不外乎正虛與邪實兩方面的原因。 “邪之所湊， 其氣必虛”說明正虛是發病的主要因素， 邪湊乃正虛的結果。 易水內傷派諸家均持此種觀點， 李東垣將正虛指為中氣不足， 指出：“遍觀《內經》中所說， 變化百病， 其源皆由喜怒過度， 飲食失節， 寒溫不適， 勞役所傷而然。 ......其中變化， 皆由中氣不足， 乃能生髮耳。 ”明代的一些醫家則指正虛為命門水火， 認為“命門虧損， 則五臟六腑皆失所恃， 而陰陽病變無所不至”（張景嶽）總之，

以臟腑的虛損視為正虛的根本變化。 該流派在臟腑的病機的探討上也頗為熱烈， 他們大都發揮《內經》有關藏象學說， 結合臨床， 以臟腑辨證的運用為特長， 如張元素創立藏府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 薛已亦善以臟腑五行生克論病， 所有醫案亦以臟腑病機名篇。

自從李東垣將“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 當補之證”稱作內傷以後， 中醫臨床便有內傷外感之分， 經李東垣所創立的內傷辨證體系， 受到後世醫家的高度重視， 朱丹溪曾這樣評價道：“夫假說問答， 仲景之書也， 而詳於外感；明著性味， 東垣之書也， 而詳於內傷， 醫之為書， 至是始備， 醫之為道， 至是始明， ， (《格致餘論·序》）內傷外感之分， 為易水內傷派諸家在《內經》的基礎上發展臨床醫學提供了便利，

後世遂有“外感法仲景， 內傷法東垣”之說。

二、強調陰陽五行學說

他們在解釋臟腑生理變化時， 陰陽五行學說是主要的說理工具。 如薛立齋說：“五臟之症相乘， 伏匿隱顯莫測， 然病機不離五行生克制化之理， (《校注小兒藥證直訣》）五行生克制化的規律， 也成為他們立法的依據， 如周慎齋說“五臟分屬陰陽， 陰陽全賴生克， 故固腎者， 不可以不保肺， 肺者所以生腎也。 扶脾者， 不可以不治肝， 肝者所以克脾也。 然扶脾即所以保肺， 土能生金也；保肺即所以平肝， 金能克木也。 脾病即肺病， 肝病即脾病。 ”(《慎齋遺書》）陰陽學說的應用， 則使他們的治法富含辨證法， 所謂“善補陽者， 必從陰中求陽， 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咎補陰者，

必于陽中求陰， 則陰得陽升而泉源不渴＂（張貴嶽）“取之陰者， 水中求火， 其精不竭；取之陽者， 水中尋火， 其明不熄”(趙獻可）。

三、長於補脾與補腎

髒氣虛損的最終轉歸， 不是脾胃虛損就是腎與命門的虛損， 故內傷調補的大法即是補脾與補腎。 脾胃主運化輸布水．谷精微， 為氣血生化之源， 五臟六腑， 四肢百骸皆賴以養， “脾胃之氣既傷， 而元氣亦不能充， 而諸病之所由生也”(《脾胃論》）“人之一身， 以脾胃為主......脾胃一虛， 四髒俱無生氣”(《薛注明醫雜著》）故李東垣、薛立齋諸家力主扶脾補中， 李東垣創補中益氣、升陽益胃諸方重在補中升陽， 以鼓舞清陽之氣， 而薛立齋慣用四君、六君、歸脾諸方加減出入， 以靜養脾胃之氣。 長於補腎的， 有趙獻可、張景嶽，

他們認為人體精氣均藏於腎與命門， 凡病窮必歸腎， 以致腎中陰陽虧損， 精氣精血不足以涵養形體， 便致陰陽病變無所不至， 故力主補腎， 每用六味、八味、左歸、右歸。 由於諸家均以調補為主， 故形成了紓徐從容的用藥風格， 如人稱東垣之學為“醫之王道”， 謂薛立齋治病”無急效， 無近期， 紓徐從容， 不勞而病自愈”(《療病機要·沈序》）。

四、提倡自製新方

針對病機的變化， 依據他們獨到的理論， 臨床自製處方或變演化裁古方， 是易水內傷派的一大特色。 該流派的創始人張元素就以不用古方名世， 嘗謂：“運氣不齊， 古今異軌， 不相能也。 ”他對《內經》中的藥物性味、氣味厚薄、臟腑苦欲補瀉、引經報使等理論進一步具體化， 並與其所訂立的藏府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相呼應，

形成易水內傷派獨自的制方法， 對當時的《局方》醫學是一個較大的衝擊。 以後， 李東垣繼承了這一方法， “每治人之疾， 先診其脈， 既別脈矣， 必斷之曰：此某證也。 則又曆誦其《難》《素》諸經之旨以明其證之無差， 然後執筆處方， 以命其藥味， 君醫佐使之制， 加減炮製之宜， 或丸或散， 俾病者餌之， 以取其效， 一洗世醫膠柱鼓瑟、刻舟覓劍之弊”(《東垣試效方序》）他還依據其脾胃學說創制了以升清補中瀉陰火為主要功效的許多新方。 易水內傷派後期的代表人物張景嶽雖不悉依張元素、李東垣諸家制方法， 但仍遵陰陽太極之理以制方， 著名的兩儀膏、左歸、右歸諸方均是由此而來。 而且， 該流派各家臨證喜歡加減， 用藥處方均比較靈活。綜而觀之，此與他們重視理法有關。對此，後世褒貶不一，褒之者謂“園融變化，不滯一隅，開闔抑揚，所趨中會”(《濟生拔粹·序》），貶之者謂：“各立門庭，徒騁私風”“宋元所制之方則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醫學源流論·方劑古今論》）

用藥處方均比較靈活。綜而觀之，此與他們重視理法有關。對此，後世褒貶不一，褒之者謂“園融變化，不滯一隅，開闔抑揚，所趨中會”(《濟生拔粹·序》），貶之者謂：“各立門庭，徒騁私風”“宋元所制之方則可法可傳者絕少，不合法而荒謬者甚多，豈可奉為典章？”(《醫學源流論·方劑古今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