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第1條和第6條互相矛盾、《溫熱論》中“在衛汗之可也”、《溫病條辨》中銀翹散方證的不統一， 給溫病初期演變成“風熱表證”留下了伏筆。
表證的特徵是惡寒， 惡寒的形成機理是寒邪束縛了衛氣， 使衛氣不能溫分肉。 溫病初期是肺熱證， 溫病的病因是熱邪， 熱邪沒有收引、凝滯之性， 不可能束縛衛氣， 不可能導致惡寒， 故不是表證。 溫病初期是怎麼演變成“風熱表證”的呢？實則源于張仲景、葉天士、吳鞠通三位元大師的錯誤。
《傷寒論》第1、6條互相矛盾
《傷寒論》第1條：太陽之為病， 脈浮， 頭項強痛而惡寒。
《傷寒論》第6條：太陽病，
顯然， 這兩條原文是互相矛盾的。 根據第1條， 凡是太陽病， 就是惡寒的；而第6條的溫病， 既叫太陽病， 卻又不惡寒。 在這兩條原文中肯定有一條有問題， 現在公認有問題的是第6條。 第6條的問題有兩種可能， 一是溫病不是太陽病， 一是溫病是惡寒的。
曆版的《傷寒論》教材和大多數的醫家認為溫病是太陽病， 溫病是惡寒的。 如果溫病是太陽病， 是惡寒的， 那就是表證。 因為太陽病就是表證， 表證的特徵是惡寒。 太陽傷寒和太陽中風的病因是寒邪， 所以叫風寒表證；太陽溫病的病因是熱邪， 所以就應該叫風熱表證。 這樣， 風熱表證就產生了。 可見， 風熱表證的產生是源于醫聖張仲景的錯誤。
雖然有人主張將《傷寒論》第6條溫病提綱中的“不惡寒”改成了“惡寒”，
筆者認為， 第6條的錯誤在於不應該將溫病稱為“太陽病”：
第一， 張仲景是一個實事求是的醫學家， 《傷寒論》所記載的是臨床事實， 他所見到的傷寒初期就是發熱惡寒， 溫病的初期就是發熱不惡寒而渴。 所以將原文中溫病初期的“不惡寒”解釋為“微惡寒”是沒有根據的。
第二， 張仲景當時並沒有掌握溫病的發展變化規律和治療方法， 從《傷寒論》整體分析足以證明。 對傷寒的發展變化規律的認識脈絡清析，
《溫熱論》中“在衛汗之可也”不能自圓其說
《溫熱論》第8條：大凡看法， 衛之後方言氣， 營之後方言血。 在衛汗之可也， 到氣才可清氣， 入營猶可透熱轉氣， 如犀角、玄參、羚羊角等物， 入血就恐耗血動血， 直須涼血散血， 如生地、丹皮、阿膠、赤芍等物。
如果汗法等同于解表的話， 葉天士說“在衛汗之可也”的衛應該是表證。 同樣的道理， 因為溫病的病因是熱邪， 所以溫病的表證也就是風熱表證。 這是風熱表證得以成立的又一有力根據。
但是葉天士沒有提出衛分證的具體臨床表現，而且葉天士還有與此並不完全一致的論述。
如《溫熱論》中有“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意思是氣和衛都是熱邪犯肺，血和營都是熱邪入心。因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也就是說氣和衛的證候性質是相同的，血和營的證候性質是相同的。
又說“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裡；溫邪則熱變最速，未傳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故雲在表。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則加入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所謂衛分證和表證，其實是肺熱證。因為肺有主氣、外合皮毛的功能，所以也可以稱為表證。表證，即衛分證的治法是初用辛涼輕劑，即桑菊飲，從組方來看，桑菊飲實為清熱宣肺之劑。
葉天士緊接著說“前言辛涼透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即撤去氣藥。”明確指出了前面說的“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是“氣藥”，而不是解表藥。這一點從後面還可找到證據。在辨舌時葉天士又說“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既然“氣分”之邪未盡，治法怎麼說成是“泄衛”呢？可見在這裡葉天士說的“衛”和“氣”是一個概念，而這個概念的實質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氣分證”的概念。
也就是說葉天士關於衛分證的概念是矛盾的，在大多數的時候認為衛和氣相同，是肺熱證；只是“在衛汗之可也”可以認為衛是表證，但是如果根據他自己所說的“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來看，溫病初期是肺熱證，肺熱證的治法是發汗嗎？好像難以自圓其說了。再則，葉天士沒有提出具體的臨床表現，沒有充分的根據確定衛分證是表證。我們現在僅僅根據葉天士的“在衛汗之可也”把“衛分證”和“氣分證”分開來，把“衛分證”定義為“表證”並不完全符合葉天士的本意，而且與臨床事實不符。
確定衛分證性質的根據是臨床表現。葉天士沒有具體提出衛分證的臨床表現，不過我們根據葉天士的論述可以分析衛分證基本的表現。《溫熱論》開篇明義：“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顯然，溫病初期即衛分證的性質是熱邪犯肺，即肺熱證，肺熱證的表現可以有：發熱、口渴、咽痛、咳嗽、舌邊尖紅，苔薄白而幹或薄黃，脈浮數。不應該有惡寒。因為惡寒的形成機理是寒邪束縛了衛氣，衛氣不能溫分肉。熱邪沒有收引、凝滯之性，不可能束縛衛氣，所以不可能出現惡寒。沒有惡寒，當然就不是表證。
《溫病條辨》中的銀翹散方證不符
《溫病條辨·上焦篇》
第2條：“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
第3條：“太陰之為病，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頭痛，惡風寒，身熱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後熱甚者，名曰溫病。”
第4條：“太陰風溫、溫熱、瘟疫、冬溫，初起惡風寒者，桂枝湯主之；但熱不惡寒而渴者，辛涼平劑銀翹散主之。”
吳鞠通在自注中是這樣解釋第4條前半條的：“雖曰溫病，既惡風寒，明是溫自內發，風寒從外搏，成內熱外寒之證”，故用桂枝湯（桂枝用量是芍藥的兩倍）以先解在表之風寒。
第5條：“太陰溫病，惡風寒，服桂枝湯已，惡寒解，餘病不解者，銀翹散主之。”
此條自注說“惡寒已解，是全無風寒，止余溫病。”
辛涼平劑銀翹散方
連翹一兩 銀花一兩 苦桔梗六錢 薄荷六錢 竹葉四錢 生甘草五錢 芥穗四錢 淡豆豉五錢 牛蒡子六錢 蘆根
上杵為散，每服六錢，鮮葦根湯煎，香氣大出，即取服，勿過煎，肺藥取輕清，過煎則味厚而入中焦矣。
以上是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與銀翹散相關的論述。有如下問題需要質疑。
第一，溫病初期的病位在肺，這和葉天士的“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是一致的。
第二，溫病初期的臨床表現有：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頭痛，惡風寒，身熱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後熱甚。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惡風寒”。在這裡，吳鞠通認為“惡風寒”是溫病的固有表現，其自注雲：“溫病之惡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惡風寒也。”
第三，溫病初期的治療，有惡風寒的用桂枝湯；沒有惡風寒的用銀翹散。根據吳鞠通的自注“雖曰溫病，既惡風寒，明是溫自內發，風寒從外搏，成內熱外寒之證，故仍舊用桂枝（桂枝用量是芍藥的兩倍）辛溫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熱之邪皆解矣。溫熱之邪，春夏之氣也，不惡風寒，則不兼寒風可知，此非辛涼秋金之氣，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溫，以之治溫，是以火濟火也，故改從《內經》“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法。在這裡，吳鞠通認為，惡風寒是兼有外寒，也就是兼有表證，所以要先解表，用桂枝湯；不惡風寒的，是不兼外寒，所以不能用桂枝湯解表，要用辛涼平劑銀翹散。用銀翹散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在銀翹散的自注中認為是“純然清肅上焦”，顯然不是解表，而是清肺熱。因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
第四，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吳鞠通對溫病初期出現的“惡寒”的理解是前後矛盾的，對第三條的自注認為，溫病本身也會出現“惡寒”，而對第四條的自注則認為，“惡寒”兼有外寒。但是，在他的潛意識裡最終還是將“惡寒”作溫病初期的固有表現，所以自己一邊說銀翹散的主證是“但熱，不惡寒而渴”，一邊在方中加上了明顯是辛溫解表的藥物荊芥穗、淡豆豉。正是他的這種自相矛盾，使溫病初期是風熱表證，銀翹散是辛涼解表劑的錯誤理論得以廣泛流行。
第五，從吳鞠通的本意來說，用銀翹散的目的是為了清肺熱，這是肯定的。從用銀花、連翹作為方名，作為主藥，在方中的用量最大，這都強調了銀翹散的清熱作用，因為銀花、連翹是清熱解毒的名藥。方中其他藥物，除了荊芥穗、淡豆豉以外，也都是清熱藥。也是因為如此，所以筆者認為，銀翹散用於溫病初期不惡寒時，要去掉方中的荊芥穗、淡豆豉。
綜上所述，溫病初期是肺熱證，不是表證。溫病初期之所以演變成“風熱表證”，是因為醫聖張仲景、溫病大師葉天士、吳鞠通的錯誤。
這是風熱表證得以成立的又一有力根據。但是葉天士沒有提出衛分證的具體臨床表現，而且葉天士還有與此並不完全一致的論述。
如《溫熱論》中有“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意思是氣和衛都是熱邪犯肺，血和營都是熱邪入心。因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也就是說氣和衛的證候性質是相同的，血和營的證候性質是相同的。
又說“蓋傷寒之邪留戀在表，然後化熱入裡；溫邪則熱變最速，未傳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氣，其合皮毛，故雲在表。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挾風則加入薄荷、牛蒡之屬；挾濕加蘆根、滑石之流。或透風於熱外，或滲濕於熱下，不與熱相搏，勢必孤矣。”所謂衛分證和表證，其實是肺熱證。因為肺有主氣、外合皮毛的功能，所以也可以稱為表證。表證，即衛分證的治法是初用辛涼輕劑，即桑菊飲，從組方來看，桑菊飲實為清熱宣肺之劑。
葉天士緊接著說“前言辛涼透風，甘淡驅濕，若病仍不解，是漸欲入營也。營分受熱，則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無寐，或斑點隱隱，即撤去氣藥。”明確指出了前面說的“在表初用辛涼輕劑”是“氣藥”，而不是解表藥。這一點從後面還可找到證據。在辨舌時葉天士又說“再論其熱傳營，舌色必絳。絳，深紅色也。初傳，絳色中兼黃白色，此氣分之邪未盡也，泄衛透營，兩和可也。”既然“氣分”之邪未盡，治法怎麼說成是“泄衛”呢？可見在這裡葉天士說的“衛”和“氣”是一個概念，而這個概念的實質是我們現在所說的“氣分證”的概念。
也就是說葉天士關於衛分證的概念是矛盾的，在大多數的時候認為衛和氣相同，是肺熱證；只是“在衛汗之可也”可以認為衛是表證，但是如果根據他自己所說的“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來看，溫病初期是肺熱證，肺熱證的治法是發汗嗎？好像難以自圓其說了。再則，葉天士沒有提出具體的臨床表現，沒有充分的根據確定衛分證是表證。我們現在僅僅根據葉天士的“在衛汗之可也”把“衛分證”和“氣分證”分開來，把“衛分證”定義為“表證”並不完全符合葉天士的本意，而且與臨床事實不符。
確定衛分證性質的根據是臨床表現。葉天士沒有具體提出衛分證的臨床表現，不過我們根據葉天士的論述可以分析衛分證基本的表現。《溫熱論》開篇明義：“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顯然，溫病初期即衛分證的性質是熱邪犯肺，即肺熱證，肺熱證的表現可以有：發熱、口渴、咽痛、咳嗽、舌邊尖紅，苔薄白而幹或薄黃，脈浮數。不應該有惡寒。因為惡寒的形成機理是寒邪束縛了衛氣，衛氣不能溫分肉。熱邪沒有收引、凝滯之性，不可能束縛衛氣，所以不可能出現惡寒。沒有惡寒，當然就不是表證。
《溫病條辨》中的銀翹散方證不符
《溫病條辨·上焦篇》
第2條：“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
第3條：“太陰之為病，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頭痛，惡風寒，身熱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後熱甚者，名曰溫病。”
第4條：“太陰風溫、溫熱、瘟疫、冬溫，初起惡風寒者，桂枝湯主之；但熱不惡寒而渴者，辛涼平劑銀翹散主之。”
吳鞠通在自注中是這樣解釋第4條前半條的：“雖曰溫病，既惡風寒，明是溫自內發，風寒從外搏，成內熱外寒之證”，故用桂枝湯（桂枝用量是芍藥的兩倍）以先解在表之風寒。
第5條：“太陰溫病，惡風寒，服桂枝湯已，惡寒解，餘病不解者，銀翹散主之。”
此條自注說“惡寒已解，是全無風寒，止余溫病。”
辛涼平劑銀翹散方
連翹一兩 銀花一兩 苦桔梗六錢 薄荷六錢 竹葉四錢 生甘草五錢 芥穗四錢 淡豆豉五錢 牛蒡子六錢 蘆根
上杵為散，每服六錢，鮮葦根湯煎，香氣大出，即取服，勿過煎，肺藥取輕清，過煎則味厚而入中焦矣。
以上是吳鞠通在《溫病條辨》中與銀翹散相關的論述。有如下問題需要質疑。
第一，溫病初期的病位在肺，這和葉天士的“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是一致的。
第二，溫病初期的臨床表現有：脈不緩不緊而動數，或兩寸獨大，尺膚熱，頭痛，惡風寒，身熱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後熱甚。其中值得關注的是“惡風寒”。在這裡，吳鞠通認為“惡風寒”是溫病的固有表現，其自注雲：“溫病之惡寒，肺合皮毛而亦主表，故亦惡風寒也。”
第三，溫病初期的治療，有惡風寒的用桂枝湯；沒有惡風寒的用銀翹散。根據吳鞠通的自注“雖曰溫病，既惡風寒，明是溫自內發，風寒從外搏，成內熱外寒之證，故仍舊用桂枝（桂枝用量是芍藥的兩倍）辛溫解肌法，俾得微汗，而寒熱之邪皆解矣。溫熱之邪，春夏之氣也，不惡風寒，則不兼寒風可知，此非辛涼秋金之氣，不足以解之。桂枝辛溫，以之治溫，是以火濟火也，故改從《內經》“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法。在這裡，吳鞠通認為，惡風寒是兼有外寒，也就是兼有表證，所以要先解表，用桂枝湯；不惡風寒的，是不兼外寒，所以不能用桂枝湯解表，要用辛涼平劑銀翹散。用銀翹散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在銀翹散的自注中認為是“純然清肅上焦”，顯然不是解表，而是清肺熱。因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凡病溫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陰”。
第四，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吳鞠通對溫病初期出現的“惡寒”的理解是前後矛盾的，對第三條的自注認為，溫病本身也會出現“惡寒”，而對第四條的自注則認為，“惡寒”兼有外寒。但是，在他的潛意識裡最終還是將“惡寒”作溫病初期的固有表現，所以自己一邊說銀翹散的主證是“但熱，不惡寒而渴”，一邊在方中加上了明顯是辛溫解表的藥物荊芥穗、淡豆豉。正是他的這種自相矛盾，使溫病初期是風熱表證，銀翹散是辛涼解表劑的錯誤理論得以廣泛流行。
第五，從吳鞠通的本意來說，用銀翹散的目的是為了清肺熱，這是肯定的。從用銀花、連翹作為方名，作為主藥，在方中的用量最大，這都強調了銀翹散的清熱作用，因為銀花、連翹是清熱解毒的名藥。方中其他藥物，除了荊芥穗、淡豆豉以外，也都是清熱藥。也是因為如此，所以筆者認為，銀翹散用於溫病初期不惡寒時，要去掉方中的荊芥穗、淡豆豉。
綜上所述，溫病初期是肺熱證，不是表證。溫病初期之所以演變成“風熱表證”，是因為醫聖張仲景、溫病大師葉天士、吳鞠通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