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證對應”體現辨證施治實質

既然經方辨證體系引入“方證對應”來闡述經方的辨證施治實質， 那麼我們首先必須厘清“證”與“方”在《傷寒論》中的定義及其內涵和外延， 及其相互之間的對應關係， 才能明瞭什麼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方證對應”。

“證”的概念

中醫學中的“證”實際上概括了整個病機以及病因、病位、病性、病勢等各方面內容， 揭示了人體內部正邪相爭的本質。 古代經方醫家通過長期的應用總結， 其所賦予“證”的定義以及內涵和外延， 與“辨證施治”之“證”沒有本質的區別， 綜觀《傷寒論》條文， 其中關於病因、病機、病位、病性、病勢等的闡述比比皆是，

如：第117條“燒針令其汗， 針處被寒”（病因類）；第136條“此為水結在胸脅也”（病機類）；第51條“脈浮者， 病在表”（病位類）；第7條“病有發熱惡寒者， 發于陽也；無熱惡寒者， 發于陰也”（病性類）；第4條“脈若靜者， 為不傳；頗欲吐， 若躁煩， 脈數急者， 為傳也”（病勢類）……即可說明。

“方”的概念

《康熙字典》對“方”的釋義之一是：“又術也， 法也。 《易·繫辭》：方以類聚。 《疏》：方， 謂法術性行。 《左傳·昭二十九年》：官修其方。 《注》：方， 法術。 ”可以看出， “方”應當是從法和術的層面去認識的， 也就是說， “方”不單只就藥物的配伍而言， 而且也是治則和治法的具體體現。 再看《傷寒論序》， 仲景曰：“怪當今居世之士， 曾不留神醫藥， 精究方術， 上以療君親之疾， 下以救貧賤之厄， 中以保身長全， 以養其生。 ”“余宿尚方術，

請事斯語。 ”可見張仲景所謂之“方術”， 即是寓“方”以“術”， 賦予了“方”的治則、治法內涵， 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方”。

“方證相對”之“證”

等同“辨證施治”之“證”

如此一來， 我們可以明確認識到《傷寒論》是一個完整的醫學體系， 其“方證對應”的辨證施治體系具有中醫學辨證施治的基本要素， 包括病因、病機、病位、病性、病勢及方藥、劑量、煎服法以及誤治救誤、將息、調攝、禁忌、注意事項等等， 兩者的內涵和外延無實質區別， 若“方證對應”不能成立， 則辨證施治亦無從談起。 另外， 我們還可以看出， 《傷寒論》各篇首皆冠以“辨某某病脈證並治”， “脈證”者何？當為上述之“證”；“治”者何？亦即上述之“方”。

那為何經方辨證體系以“方證相對”這一概念來闡述辨證施治的本質，

而非直接沿用“辨證施治”這一概念呢？筆者認為， 此緣於《傷寒論》書中“以方名證”的獨特命名方式， 如“麻黃湯證”， 其在臟腑辨證體系中則以“風寒表實證”名之；“白虎湯證”， 其在衛氣營血辨證體系中則以“氣分證”名之……可以明顯看出， 各個辨證體系之間其所謂“證”的實質是一致的， 亦即“方證相對”之“證”與“辨證施治”之“證”， 其內涵與外延是基本等同的， 只是命名方式的不同而已。 況且《傷寒論》實際上已明確地表述了“方證對應”的基本原則， 即“觀其脈證， 知犯何逆， 隨證治之”， 這一辨證施治精神始終貫徹於《傷寒論》全書。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曰：“醫經者， 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裡……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經方者， 本草石之寒溫， 量疾病之淺深……以通閉解結，

反之于平。 ”可以看出， 經方學派的醫學體系是不同于醫經學派的， 然兩者的理論基礎都離不開八綱， 即陰、陽、寒、熱、虛、實、表、裡， 可以說“八綱”是中醫學各個體系及流派認識疾病和方藥效用規律的共同理論基礎。 同樣， 《傷寒論》一書當然也是應用“八綱”為理論基礎的， 即“方”是針對基於“八綱”層面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勢及其所包含的病機等組合而成的“證”而設， 縱然臨床症狀千變萬化， 皆可歸結到“八綱”的層面， 故“方”的變化就是依據上述“證”的八綱屬性的變化規律而發生變化。

由上可知， 《傷寒論》正是在正確認識到患病機體正邪相爭這一疾病發展規律的基礎上， 依託上述八綱屬性變化規律組合的病位元、病性模式，

總結出了六大類最基本的患病機體一般規律反應， 形成了六經辨證體系， 並根據此一般規律反應條件下的特定症狀反應， 通過“方證對應”的辨證施治手段而給出相應的方證， 即隨著“證”的變化， “方”亦隨之而變的“方證對應”辨證施治法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