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伯雄(1800-1879年），
號晉卿，
清末江南名醫。
家居武進孟河，
世代業醫，
自幼敏穎過人，
時人以神童目之。
後承家業，
頗具醫名。
《清史稿》謂：“鹹同間以醫名遠近，
詣診者踵相接，
所居遂成繁盛之區”。
又謂：“清末江南諸醫，
以伯雄為最著”。
著有《醫醇賸義》四卷，
《醫方論》等。
醫必歸於醇正，
立法務求和緩，
這是費氏的重要學術思想。
他說：“因思醫學至今蕪雜巳極，
醫者病家，
目不睹先正典型，
群相率而喜新厭故，
流毒安有窮哉？救正之法，
惟有執簡馭繁，
明白指示，
庶幾後學一歸醇正”(《醫醇賸義·自序》）他還說：“近年以來，
疊遭兵火，
老成多半凋殘，
學醫者紛紛日起，
吾恐其無有師承而果于自用也，
故於拙刻《醫醇賸義》中先標一醇字”(《醫方論·自序》）費氏所說的醇正，
正是遵循
經典理論所達到的境地，
即尊重古人傳統經驗，
反對浮誇空談、師心自用。
他說：“仲景三承氣湯頗為峻猛，
而能救人於存亡危急之時，
其峻也，
正其醇也”，
相反，
有人治肝胃氣病，
用硝黃積樸僅數分，
而稱投大承氣湯，
這便是“小題大攸，
以目眩其奇”，
也即不醇不正的表現。
費氏所說的醇正，
還含有不偏不倚的意思。
他對當時醫生不重經典，
而惟以金元諸家為宗的傾向不滿，
他說：“宗東垣則低訶丹溪，
宗丹溪則說訶東垣，
入主出奴，
膠執成見。
”“宗東垣者，
雖遇陰虛發熱亦治以甘溫，
參芪不巳，
甚而附桂；宗丹溪者，
雖遇陽虛發熱亦治以苦寒，
地冬不巳，
甚而知柏”。
他指出：金元四大家中，
“張劉兩家善攻善散，
即邪去正安之義，
但用藥太峻，
雖有獨到處，
亦未免有偏勝處，
學者用其長而化其偏，
斯為得之；李朱兩家，
一補陽，
一補陰，
即正盛邪退之義”，
他們“各出手眼，
補前人所未備，
本隨症治症”。
因而他希望後學“於各家之異處，
以求其同處，
則辨症施治，
悉化成心，
要歸千一”，
醫學才能趨於醇正。
費氏還認為，
醇化之後的處方，
似乎很平常，
沒有奇特之處，
但是，
這恰恰反映了中醫傳統醫術和緩之治的本質。
他說：“秦有良醫，
曰和曰緩，
彼其望色辨侯，
洞見膏育，
非所謂神靈詭異者歟？乃其論針灸、論湯藥，
言言典要，
開啟後人，
又何其純粹以精也。
豈不以疾病常有，
怪病罕逢，
惟能知常，
方能知變，
故於命名之日，
早以和緩自任歟？夫疾病雖多，
不越內傷外感。
不足者未歸之，
以複其正；有餘者去之，
以歸於平，
是即和法也，
緩治也。
毒藥治病去其五，
良藥治病去其七，
亦即和法也，
緩治也”(《醫醇賸義·序》）。
因此，
只要遵循不足者補之、有餘者去之的治療原則，
以扶助正氣為宗旨，
儘管用藥平淡，
其效果也是神奇的。
他說：“天下無神奇之法，
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極，
乃為神奇。
否則眩異標新，
用違其度，
欲求近效，
反速危亡，
不和不緩故也”。
很消楚，
費伯雄所說的醇正和緩，
是辨證論治的又一提法。
費伯雄臨證十分強調師古，
而不拘泥，
要在臨機應變。
他說：“巧不離乎規矩，
而實不泥乎規矩，
岳忠武不深究陣圖，
以為陣而後戰，
本屬常法，
然運用之妙，
在乎一心，
尤以臨機應變為要......吾于古方，
亦猶是已”。
如真珠母丸是宋人許叔微為治遊魂為變、夜寐不安而立的，
費氏抓住該方養肝平肝寧心的主導思想，
分別化裁成伯于清肝祛風的馴龍湯，
偏于養肝寧心的馴龍馭虎湯和偏于舒肝安神的甲乙歸藏湯，
三方皆用珍珠母、龍齒、生地、白芍、薄荷、沉香補養肝血、平肝寧心，
使肝得血藏，
其性得柔，
遊魂入窟。
其偏于風，
偏於心神不安，
偏于氣鬱，
又不出肝家病變的範圍，
正如費氏自謂：“師古人之意，
而不泥古人之方。
”《醫醇賸義》的編寫體例也體現這個思想。
他說：“是編先論病證，
隨載自製方，
後附成方，
非敢僭越古人，
後先倒置，
欲令閱者，
先將病症及治法，
了然於胸中，
然後再取古方，
一一參看，
使知印證古人之處，
全不在拘執成法，
而亦不離成法，
乃為能自得師。
”《醫醇賸義》所載費氏經驗方，
大多脫胎于古方，
然別具新意，
頗適實用。
《醫醇賸義》以察脈、辨症、施治為三大綱領。
施治之下又分理、法、意三層，
理即醫理，
法即治法，
意是“化裁通變，
則又須得法外意也”的意思。
所以，
師古不泥，
善於通變化裁新方，
是費氏雜病學的一大特色。
費伯雄以調治雜病見長，
其中於肝系雜病的治療最有經驗，
除以真珠母丸化裁的三方外，
尚有清火涼肝的鼻衄驗方豢龍湯，
益腎清肝的齒衄驗方蒼玉潛龍湯、養營斂肝的肝虛作痛驗方調營斂肝飲，
疏肝和胃的抑木和中湯，
暖肝祛寒的茱萸附桂湯，
平肝熄風的羚羊角湯等，
配伍嚴謹，值得推廣。
配伍嚴謹，值得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