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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因塞用法治惡性腹腔積液

“健脾補腎”四個字在中醫學裡司空見慣, 耳熟能詳, “塞因塞用”作為治療原則也是人人盡知, 但就臨床看來, 在惡性腹腔積液治療中並未引起廣大臨床醫生的重視, 絕大多數情況下仍在走古代醫家批判的“見脹消脹, 見水利水”的路子, 取效一時, 但畢竟未能更進一步改善患者狀況。 這其中有病人急於解決痛苦的需求, 但也有醫生對於此理認識之不明, 值得注意。

惡性腫瘤引起的腹腔積液稱之為惡性腹腔積液。 惡性腹腔積液是腫瘤晚期的嚴重併發症之一, 嚴重影響病人的生存品質。 腹水在中醫稱之為臌脹、單腹脹等,

雖有近似於惡性腹腔積液的“血鼓”的提法, 但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惡性腹水的診斷標準, 治法也混雜于現代醫學所說的肝硬化腹水、血吸蟲病腹水等之中。 筆者擬從腫瘤臨床的角度梳理古代及近現代中醫的醫話、醫案, 並結合自己的臨床觀察與思考, 試圖初步建立惡性腹水的中醫藥處理原則, 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方向, 望同道批評指正。

從《黃帝內經》看臌脹之病機

《黃帝內經》中與臌脹病機相關的條文約略分為脾胃和腎兩類。 與脾胃相關的條文如:《經脈篇》曰:“足太陰虛則臌脹。 胃中寒則脹滿。 ”《五臟生成篇》曰:“腹滿脹, 支膈脅, 下厥上冒, 過在足太陰、陽明。 ”《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陰所至為中滿, 霍亂吐下。 太陰所至為重,

腫。 土鬱之發, 民病心腹脹, 腫身重。 ”《經脈篇》曰:“胃病則大腹水腫。 ”《至真要大論》曰:“諸濕腫滿, 皆屬於脾。 ” 與腎和下焦相關的條文如:《水熱穴論》帝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曰:腎者, 至陰也, 至陰者, 盛水也。 肺者, 太陰也, 少陰者, 冬脈也, 故其本在腎, 其末在肺, 皆積水也。 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者, 胃之關也, 關門不利, 故聚水而從其類也。 故水病下為腫、大腹, 上為喘呼不得臥者, 標本俱病。 ”《五癃津液別篇》曰:“陰陽氣道不通, 四海閉塞, 三焦不瀉, 津液不化, 留于下焦, 不得滲膀胱, 則下焦脹, 水溢則為水脹。 ”

以經義分析, 臌脹之基本病理變化總屬脾、腎受損, 氣、水停滯腹中。 病變臟器首在中焦脾胃, 久則及腎。 因脾主運化,

脾病則運化失健, 水濕內聚;病延日久, 累及於腎, 腎關開闔不利, 水濕不化, 則脹滿愈甚。 病理因素不外乎氣滯、水濕, 水液停蓄不去, 腹部日益脹大成臌。 氣、水兩者既各有側重, 又常相互為因, 錯雜同病。

“塞因塞用”乃正治, 健脾補腎各有法

“塞因塞用”, 前一“塞”指補益治則, 後一“塞”指虛性閉塞不通的現象。 所謂“塞因塞用”, 就是用補益方藥治療虛性閉塞不通的病證, 出自《黃帝內經·至真要大論》。 歷來醫家多以此作為臌脹治療的王道之法, 並承襲《黃帝內經》的觀點, 以健脾、補腎作為兩大門徑。

健脾運濕, 益氣消脹

朱丹溪《丹溪心法》:“臌脹又名單鼓, 宜大補中氣行濕, 此乃脾虛之甚, 必須遠音樂, 斷濃味, 大劑人參、白術, 佐以陳皮、茯苓、蒼術之類。 有血虛者,

用四物湯行血藥。 ”朱丹溪列舉了自己以健脾益氣之法治療臌脹的經驗後指出:“或曰:氣無補法, 何子補氣而獲安, 果有說以通之乎?予曰:氣無補法, 世俗之言也。 以氣之為病, 痞悶壅塞似難於補, 恐增病勢。 不思正氣虛者不能營運, 邪滯所著而不出, 所以為病。 經曰:壯者氣行則愈, 怯者著而成病。 苟或氣怯不用補法, 氣何由行?”

喻嘉言《寓意草》:“若只單單腹腫, 則為難治……單腹腫, 則中州之地, 久窒其四運之軸, 而清者不升, 濁者不降, 互相結聚, 牢不可破, 實因脾氣之衰微所致……且古方原載腫病五不治, 唇黑傷肝, 缺盆平傷心, 臍出傷脾, 背平傷肺, 足底平滿傷腎, 此五者不可治矣……惟理脾一法, 雖五臟見不治之證, 而能治者尚多。 ”喻氏在《醫門法律·脹病論》中列治臌脹方八首,

考之皆以健脾培元、運脾和胃為本。

補腎填精, 陰陽不同

王冰對“塞因塞用”注解中說:“假如下氣虛乏, 中焦氣壅, 胠脅滿甚, 食已轉增, 粗工之見, 無能斷也, 欲散滿則恐虛其下, 補下則滿甚於中, 散氣則下焦轉虛, 補虛則中滿滋甚, 醫病參議, 言意皆同, 不救其虛, 且攻其滿, 藥入則減, 藥過依然, 故中滿下虛, 其病常在, 乃不知疏啟其中, 峻補於下, 少服則資壅, 多服則通宣。 由是而療, 中滿自除, 下虛斯實, 此則“塞因塞用”者也。 ”此段重點乃為填補下焦腎氣, 從而啟動中焦運化之力, 說理深邃。 後世醫家如張景嶽之《類經》《馮氏錦囊秘錄內經纂要》李中梓《內經知要》等注解“塞因塞用”時皆原文從之。

趙獻可在《醫貫》中寫道:“至於補腎以治腫, 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今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于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填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又曰:腎主下焦……是故腎虛者,下焦之火虛也……惟張仲景制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國朝薛立齋先生,屢用屢效,詳載之醫案中。餘根據其案,親試之甚效。故敢詳著焉,世有患此者,幸毋誕之乎。”

張景嶽則言:“第凡病腫脹者,最多虛證,若在中年之後,及素多勞傷,或大便溏滑,或脈息弦虛,或聲色憔悴,或因病後,或因攻擊太過,而反致脹滿等證,則皆虛損之易見者也。諸如此類,使非培補元氣,速救根本,則輕者必重,重者必危矣。”

上例以金匱腎氣丸補陽以運通為主,趙獻可又進一步發揮以養陰為主的治法。《醫貫》雲:“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其證腹大臍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而益甚。殊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沖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嗽,甚則為喘呼不能臥,散聚于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氾濫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服之。餘親試有驗,故錄。”

健脾補腎不偏廢,脈診於中鑒玄機

同為補法,可以健脾,可以補腎,孰者為重?何以別之?張景嶽提出:“若虛在脾肺者,宜四君子湯、歸脾湯之類主之。若脾虛兼寒者,宜理中湯、溫胃飲、五君子煎。若脾虛兼痰者,宜六君子煎。若腎虛兼痰者,宜金水六君煎。若虛在肝腎者,宜六味地黃湯。若腎虛兼寒者,宜理陰煎,或八味地黃丸,甚者加減《金匱》腎氣湯主之。”顯然,景嶽也是補脾與補腎並重的。

孫一奎《赤水玄珠》中言:“曆考三書,可見小便之不利,由下焦元氣虛寒……若非溫補下元,則小便何能獨利……故治脹滿者,先宜溫補下元,使火氣盛而溫氣蒸發,胃中溫暖,谷食易化,則滿可寬矣。夫清氣既升,則濁氣自降,濁氣降則為小便也,小便利,脹有不消乎。語謂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惟此氣流行,斯為雲為雨也。”立方為壯原湯,由人參、白術、茯苓、補骨脂、桂心、大附子、乾薑、砂仁、陳皮等組成。詳查其方,雖曰溫補下元,於中焦並未偏廢,乃附子理中東加味而成。

近人王雨三先生論臌脹治法時肯定了健脾之法的重要性,他說:“水病當以健脾為主,使脾實而氣運,則水自行,宜參術為君,視所挾證加減。苟徒用利水藥,多致不救。按其所論治水治鼓之法,均以健脾為主,果屬扼要之法。蓋脾為中土,土實則堤岸鞏固,邪水焉能氾濫為害哉?況脾土一健,水濕自能運化,而脹滿亦可不治自愈。”同時指出健脾之法的局限性,“雖然,用參術以培土制水,不過對於脾不運化其水濕者而言。至於下元之水火兩虧,致膀胱之氣化不行而成者,決非參術之健脾者所可療也。”在補脾與補腎的側重點上,王雨三強調補腎,他認為,腎虛者不可誤補脾,誤補則無益而反損,原因是土克水,補脾之藥,不利於腎虛之體;但是補腎之藥,卻可以健脾,因為腎為脾胃之關,而且命火可生脾胃之土。他認為治療臌脹之法,非溫暖其水髒不為功。因此,他主張患水火兩虧之症者,必須用附桂八味丸以補其腎與命火,“則不但可以健脾,抑且為利水之聖藥。蓋腎司二便,腎中之水火足,則二便自利。且腎與膀胱相為表裡,腎氣一足,則膀胱之氣化亦足。”

對於脾不運化和下元水火兩虧的鑒別之處,王雨三先生頗有獨到見解:“然脾不運化與水火兩虧,何以別之?曰:必須察其脈理可知。凡右寸關脈較兩尺尤虛者,是脾虛之證。若左三部及兩尺脈較右寸關尤虛者,即為水火兩虧之證也。”

防“見脹消脹,見水利水”治療誤區

晚期腫瘤形成腹水,多已陰陽俱損,氣血兩虛,此時專務利水消脹,易耗將竭之真陽,易損將竭之真陰。《丹溪心法·臌脹》:“醫又不察虛實,急於作效,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求通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真氣傷矣。”喻嘉言《寓意草》雲:“凡治脹病,而用耗氣散氣,瀉肺瀉膀胱諸藥者,殺人之事也。治病之藥,貴得其宜,病有氣結而不散者,當散其結;甚有除下蕩滌,而其氣之結仍未遽散者,漸積使然也。今脹病乃氣散而不收,更散其氣,豈欲直裂其腹乎?收之不能遽收,亦漸積使然,緩緩圖成可也。若求快意一朝,如草頭諸方,明明立見殺人,若輩全不悔禍,輾轉以售奸,吾不知其何等肺腸,千劫不能出地獄矣。”言辭之嚴厲懇切,無以復加。當代名醫關幼波先生也認為:“類似舟車丸等逐水之藥,雖有驅邪之功,也有傷正之弊,此輩方藥,與今人給利尿劑大體相同,孤立運用此類方法,不過揚湯止沸,暫緩其脹而徒傷其正,腹水消後旋即又起,愈攻愈烈。對體實的患者,此法尚可一試,攻水之後進而扶正調理,而正氣大虛之人,已如風燭殘年,岌岌可危,救恐不及,又安敢伐戕?”臨床上,偏于利水而誘發電解質紊亂、腎功能衰竭甚至昏迷者並不鮮見。

臌脹形成,多提示病情已屆晚期,此前病程已經遷延日久,醫者必須在整個完整病程下考慮治療問題,有長遠之心。朱丹溪在《格致餘論》中提到他治療兩例臌脹病人,一個用了半年時間,一個用了一年多時間,雖然看起來迂緩,但言:“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

思考與體悟

“健脾補腎”四個字在中醫學裡司空見慣,耳熟能詳,“塞因塞用”作為治療原則也是人人盡知,但就臨床看來,在惡性腹腔積液治療中並未引起廣大臨床醫生的重視,絕大多數情況下仍在走古代醫家批判的“見脹消脹,見水利水”的路子,取效一時,但畢竟未能更進一步改善患者狀況。這其中有病人急於解決痛苦的需求,但也有醫生對於此理認識之不明,值得注意。

筆者所羅列的文獻以個案和醫論為主,截至目前仍缺乏大樣本的病例累計以分析惡性腹腔積液的證候、治療,即使證型的分析,證據也仍然相當有限。健脾的參術、補腎的熟地究竟與惡性腹水之間的量效關係如何?不同種類的惡性腹腔積液預後差別在中醫體系裡如何定性?可否依照虛損程度來定量?這些都屬未來應當研究解決的問題。(楊晨光)

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今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于二陰,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填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又曰:腎主下焦……是故腎虛者,下焦之火虛也……惟張仲景制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國朝薛立齋先生,屢用屢效,詳載之醫案中。餘根據其案,親試之甚效。故敢詳著焉,世有患此者,幸毋誕之乎。”

張景嶽則言:“第凡病腫脹者,最多虛證,若在中年之後,及素多勞傷,或大便溏滑,或脈息弦虛,或聲色憔悴,或因病後,或因攻擊太過,而反致脹滿等證,則皆虛損之易見者也。諸如此類,使非培補元氣,速救根本,則輕者必重,重者必危矣。”

上例以金匱腎氣丸補陽以運通為主,趙獻可又進一步發揮以養陰為主的治法。《醫貫》雲:“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其證腹大臍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而益甚。殊不知陰虛,三焦之火旺,與沖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上積於肺而嗽,甚則為喘呼不能臥,散聚于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氾濫其水而生病也。以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服之。餘親試有驗,故錄。”

健脾補腎不偏廢,脈診於中鑒玄機

同為補法,可以健脾,可以補腎,孰者為重?何以別之?張景嶽提出:“若虛在脾肺者,宜四君子湯、歸脾湯之類主之。若脾虛兼寒者,宜理中湯、溫胃飲、五君子煎。若脾虛兼痰者,宜六君子煎。若腎虛兼痰者,宜金水六君煎。若虛在肝腎者,宜六味地黃湯。若腎虛兼寒者,宜理陰煎,或八味地黃丸,甚者加減《金匱》腎氣湯主之。”顯然,景嶽也是補脾與補腎並重的。

孫一奎《赤水玄珠》中言:“曆考三書,可見小便之不利,由下焦元氣虛寒……若非溫補下元,則小便何能獨利……故治脹滿者,先宜溫補下元,使火氣盛而溫氣蒸發,胃中溫暖,谷食易化,則滿可寬矣。夫清氣既升,則濁氣自降,濁氣降則為小便也,小便利,脹有不消乎。語謂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惟此氣流行,斯為雲為雨也。”立方為壯原湯,由人參、白術、茯苓、補骨脂、桂心、大附子、乾薑、砂仁、陳皮等組成。詳查其方,雖曰溫補下元,於中焦並未偏廢,乃附子理中東加味而成。

近人王雨三先生論臌脹治法時肯定了健脾之法的重要性,他說:“水病當以健脾為主,使脾實而氣運,則水自行,宜參術為君,視所挾證加減。苟徒用利水藥,多致不救。按其所論治水治鼓之法,均以健脾為主,果屬扼要之法。蓋脾為中土,土實則堤岸鞏固,邪水焉能氾濫為害哉?況脾土一健,水濕自能運化,而脹滿亦可不治自愈。”同時指出健脾之法的局限性,“雖然,用參術以培土制水,不過對於脾不運化其水濕者而言。至於下元之水火兩虧,致膀胱之氣化不行而成者,決非參術之健脾者所可療也。”在補脾與補腎的側重點上,王雨三強調補腎,他認為,腎虛者不可誤補脾,誤補則無益而反損,原因是土克水,補脾之藥,不利於腎虛之體;但是補腎之藥,卻可以健脾,因為腎為脾胃之關,而且命火可生脾胃之土。他認為治療臌脹之法,非溫暖其水髒不為功。因此,他主張患水火兩虧之症者,必須用附桂八味丸以補其腎與命火,“則不但可以健脾,抑且為利水之聖藥。蓋腎司二便,腎中之水火足,則二便自利。且腎與膀胱相為表裡,腎氣一足,則膀胱之氣化亦足。”

對於脾不運化和下元水火兩虧的鑒別之處,王雨三先生頗有獨到見解:“然脾不運化與水火兩虧,何以別之?曰:必須察其脈理可知。凡右寸關脈較兩尺尤虛者,是脾虛之證。若左三部及兩尺脈較右寸關尤虛者,即為水火兩虧之證也。”

防“見脹消脹,見水利水”治療誤區

晚期腫瘤形成腹水,多已陰陽俱損,氣血兩虛,此時專務利水消脹,易耗將竭之真陽,易損將竭之真陰。《丹溪心法·臌脹》:“醫又不察虛實,急於作效,病者苦於脹急,喜行利藥,以求通快,不知寬得一日半日,其腫愈甚,病邪甚矣,真氣傷矣。”喻嘉言《寓意草》雲:“凡治脹病,而用耗氣散氣,瀉肺瀉膀胱諸藥者,殺人之事也。治病之藥,貴得其宜,病有氣結而不散者,當散其結;甚有除下蕩滌,而其氣之結仍未遽散者,漸積使然也。今脹病乃氣散而不收,更散其氣,豈欲直裂其腹乎?收之不能遽收,亦漸積使然,緩緩圖成可也。若求快意一朝,如草頭諸方,明明立見殺人,若輩全不悔禍,輾轉以售奸,吾不知其何等肺腸,千劫不能出地獄矣。”言辭之嚴厲懇切,無以復加。當代名醫關幼波先生也認為:“類似舟車丸等逐水之藥,雖有驅邪之功,也有傷正之弊,此輩方藥,與今人給利尿劑大體相同,孤立運用此類方法,不過揚湯止沸,暫緩其脹而徒傷其正,腹水消後旋即又起,愈攻愈烈。對體實的患者,此法尚可一試,攻水之後進而扶正調理,而正氣大虛之人,已如風燭殘年,岌岌可危,救恐不及,又安敢伐戕?”臨床上,偏于利水而誘發電解質紊亂、腎功能衰竭甚至昏迷者並不鮮見。

臌脹形成,多提示病情已屆晚期,此前病程已經遷延日久,醫者必須在整個完整病程下考慮治療問題,有長遠之心。朱丹溪在《格致餘論》中提到他治療兩例臌脹病人,一個用了半年時間,一個用了一年多時間,雖然看起來迂緩,但言:“此病之起,或三五年,或十餘年,根深矣,勢篤矣,欲求速效,自求禍耳!知王道者能治此病也。”

思考與體悟

“健脾補腎”四個字在中醫學裡司空見慣,耳熟能詳,“塞因塞用”作為治療原則也是人人盡知,但就臨床看來,在惡性腹腔積液治療中並未引起廣大臨床醫生的重視,絕大多數情況下仍在走古代醫家批判的“見脹消脹,見水利水”的路子,取效一時,但畢竟未能更進一步改善患者狀況。這其中有病人急於解決痛苦的需求,但也有醫生對於此理認識之不明,值得注意。

筆者所羅列的文獻以個案和醫論為主,截至目前仍缺乏大樣本的病例累計以分析惡性腹腔積液的證候、治療,即使證型的分析,證據也仍然相當有限。健脾的參術、補腎的熟地究竟與惡性腹水之間的量效關係如何?不同種類的惡性腹腔積液預後差別在中醫體系裡如何定性?可否依照虛損程度來定量?這些都屬未來應當研究解決的問題。(楊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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