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這事兒還是要相信大夫， 配合治療。 因為， 心理學實驗證明， 懷疑藥物的效果和醫生的權威的確可以降低治療效果。
《每日科學》2011年2月26日報導——牛津大學的一項大腦醫學成像研究顯示：對治療持悲觀態度可使強力止痛劑徹底喪失效力。
參與者進入核磁共振掃描器。 牛津大學的一項大腦成像研究顯示：對治療持悲觀態度可使強力止痛劑徹底喪失效力。 在鎮痛劑給藥方式未改變的情形下， 患者對治療信任水準的變化使其經歷的痛苦水準隨之變化。
相比之下， 本研究中的對治療持樂觀態度的志願者接受阿片類藥後，
這項有關安慰劑效應及其反向效應， 即“反安慰劑效應”的研究已發表於《科學?轉化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研究發現， 在所有治療中， 醫生可能需要考慮患者對治療有效性的信任水準， 同時需要考慮適應該患者的最優藥物。
牛津大學大腦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中心的愛琳?特雷西（Irene Tracey）教授（本研究由其率隊）說：“醫生不應該低估患者負面期望對臨床效果可能產生的重要影響。 ”
比如說， 慢性疼痛患者通常會到處求醫問藥， 但多種藥物的嘗試結果又經常使其希望落空。 如果患者帶著這種負面的經驗來看醫生， 心裡又滿是世上已無藥可以減輕其痛苦的念頭；那麼作為醫生， 在臨床採用任何有效減輕其痛苦的藥物前，
安慰劑效應描述了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形下給予不含有效藥物成分的“藥片”或給予假治療時患者病情得以改善的情況。 這種效應是極為真實的生理效應， 並非只是患者主觀上感覺“好多了”。 而反安慰劑效應則反其道而行之：患者對治療的懷疑與不信任使其恰恰看到了更糟的治療結果。
此前的研究已經探索了安慰劑效應的相關基礎：比如說服用糖片或用鹽水注射確實可以引發真實的（生理）回應。
本項新的研究由醫學研究委員會與德國研究贊助人提供資金。 實驗證明：調控患者對治療方案的信任水準，
牛津大學研究小組與來自位於德國漢堡—埃彭多夫的大學醫學中心、劍橋大學與慕尼克工業大學（TUM）的同事聯手對這些效應進行了研究。 研究物件為22名健康成年志願者， 其接受的藥品為阿片類， 實驗人員調控其在不同點可能接受的疼痛緩解的（信任）期望水準。
志願者被置於核磁共振掃描器中並以熱輻射加熱其腿部（增強熱輻射使之到達開始感到疼痛的水準——每個自願者在1到100的這個範圍內評估其疼痛程度， 評估結果為70）。 同時進行靜脈置管， 準備注射強力阿片為自願者減痛。
首次操作行程啟動後， 在參與者不知曉的情形下，
然後研究者告知志願者：給予（鎮痛）藥物注射（但實際上未作變化， 志願者繼續接受同劑量阿片）。 這時平均疼痛率繼續下降， 到達39這一刻度。
最後， 在研究者的引導下， 志願者相信已被停藥；研究者同時警告志願者疼痛可能加劇（實際上並作變化， 仍以相同方式繼續給藥）。 結果志願者疼痛強度提高到64。 也就是說， 其疼痛水準跟實驗開始時未接受任何鎮痛藥時一樣。
研究者運用大腦成像來確認參與者有關疼痛減輕的報告情況。
這就表明， 志願者心中期望水準變化時確實存在不同程度的痛苦經歷， 儘管鎮痛劑的給藥水平始終恒定。
特雷西教授說， 這些研究結果已從一小組健康的志願者中觀察到， 其效應由短時、非持續的（針對參與者對療法的信任及期望水準的）調控所致。 關鍵是在任何治療中都不能低估這種信任（期望）效應的力量， 醫師需要掌握調控的具體方法。
在臨床實驗設計方面可能也有一些啟示。 臨床實驗常常設計為候選藥與安慰劑的對照實驗， 以期觀察候選藥是否優於安慰劑。 “應該控制實驗物件對任何臨床實驗的（信任）期望效應。 至少必須使負面期望最小化，以保證實驗中的藥物的效力未受其影響。”
至少必須使負面期望最小化，以保證實驗中的藥物的效力未受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