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義一：症狀
我們目前認為證與症狀有明確的區別，
證是指對疾病當前階段本質的認識，
可以是證型也可以是方證，
而症狀是指患者主客觀的表現。
但在《傷寒論》一書中二者並沒有明確區分，
常以“證”代症，
即“證”的第一層含義指的就是症狀，
這在《傷寒論》一書中有多處體現，
如第182條“陽明病外證雲何？答曰：身熱，
汗自出，
不惡寒，
反惡熱也。
”陽明病外證，
就是陽明病在外的所表現的症狀，
其人“身熱，
汗自出，
不惡寒，
反惡熱”與外證遙相呼應；第5條“傷寒二、三日，
陽明、少陽證不見者，
為不傳也”，
陽明證即指陽明病的症狀如口渴、惡熱、大便難等，
少陽證即指少陽病的表現，
如口苦、咽幹，
目眩，
往來寒熱等；第101條：“傷寒中風，
有柴胡證，
但見一證便是，
不必悉俱”。
“有柴胡證”即指有柴胡湯方證的症狀，
“但見一證”很明顯也指的是症狀，
此外，
諸如第103條“柴胡證仍在者”，
第204條“雖有陽明證”均指的是症狀；第16條“太陽病三日，
已發汗，
若吐、若下、若溫針，
仍不解者，
此為壞病，
桂枝不中與之也。
觀其脈證，
知犯何逆，
隨證治之。
桂枝本為解肌，
若其人脈浮緊，
發熱汗不出者，
不可與之也” 。
“觀其脈證”中的“證”字也應該指症狀而言，
而非“證型”或“方證”，
“證”字與脈相並列，
二者應具有同等的地位，
脈象是醫者切脈所得，
屬於體征範疇，
有“大、浮、數、動、滑”之陽脈，
亦有“沉、澀、弱、弦、微”之陰脈，
不管是症狀還是體征均是醫者收集的辨證資料，
二者結合起來才能達到所謂“方證”的層次，
如第13條“太陽病，
頭痛，
發熱，
汗出，
惡風，
脈緩者，
桂枝湯主之。
”再看第16條後半句與“觀其脈證”相對應，
如果脈象表現為“脈浮緊”，
證（症狀）表現為“發熱汗不出者”，
此時就不適合用桂枝湯。
已故傷寒大家劉渡舟認為運用經方的關鍵在於抓主證，
他說：“主證實指決定全域而占主導地位的證候，
是可靠的臨床依據。
”這裡的證候實際上為症狀。
含義二：方證
方證一說源於《傷寒論》第317條通脈四逆湯方後注“病皆與方相應者，
乃服之”，
此處“病”應指疾病的某一階段，
其病機與方合拍，
故又可稱為方證或湯證，
可以認為其為疾病當前階段本質的概括。
清代醫家柯琴受仲景所言太陽證、桂枝證、柴胡證啟發，
在《傷寒來蘇集》中“宗此義，
以證名篇，
而以論次第之。
”主張類病證的基礎上類湯證；清代醫家徐大椿《傷寒論類方》一書所類方思想與《傷寒來蘇集》類湯證有異曲同工之妙。
此後方證辨證理論研究蔚為大觀，
劉渡舟有“方證相對論”之說，
胡希恕認為“辨方證是辨證論治的尖端”。
方證的內涵包括方劑的適應症、方劑背後蘊含的病機、方劑藥物組成及煎服法等。
《傷寒論》一書中有大量方證或湯證的表述，
如第101條“凡柴胡湯病證而下之，
若柴胡證不罷者，
複與柴胡湯”，
第34條“太陽病，
桂枝證，
醫反下之”，
第104條“此本柴胡證，
下之以不得利”，
149條“柴胡湯證俱”。
我們不否認抓主證是掌握辨方證的捷徑，
但僅僅停留在辨症狀上面是遠遠不夠的，
還需重視症狀背後所隱藏的病機。
仲景早有明言，
第98條“得病六七日，
脈遲浮弱，
惡風寒，
手足溫，
醫二三下之，
不能食，
而脅下滿痛，
面目及身黃，
頸項強，
小便難者，
與柴胡湯，
後必下重。
本渴飲水而嘔者，
柴胡不中與也，
食穀者噦。
”仲景雖曾言“設胸滿脅痛者，
小柴胡湯主之”，
在《金匱要略》裡面也提到“諸黃腹痛而嘔者，
柴胡湯主之”，
但這時候如果僅僅根據“脅下滿痛”“面目及身黃”就辨為柴胡湯證，
而不考慮其濕熱內生病機則會誤診，
另外他還提到不能把痰飲病的“本渴飲水而嘔”與柴胡湯證“口幹、喜嘔”相混淆，
二者病機有本質的區別。
含義三：病證
《傷寒論》一書中“證”的內涵除有症狀、湯證之外，
尚有病證之意，
如第48條“若太陽病證不罷者，
不可下”，
“太陽病證”既有病的概念，
又有證的含義；第125條“小便自利，
其人如狂者，
血證諦也”，
此處血證實為血瘀證；第133條“結胸證，
其脈浮大者，
不可下，
下之則死。
”此處結胸證實為結胸病；第146條“外證未去者”，
163條“太陽病外證未除”這兩處外證指表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