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潤安在《本經疏證》一書中， 記錄了自己用含有人參的方劑（茯苓四逆湯、桂枝附子湯、理中湯）救治兩個危重症的醫案， 這是在全書很少見的。 他正是在對仲景所有含人參的方劑及其治證的剖析中， 來探尋用人參之微旨的。
用人參除邪氣
人參的主治， 《本經》一連用了8個動詞， 即：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 看來， 其補益作用是很顯著的， 故本草“十劑”雲：“補可去弱， 人參、羊肉之屬是也。 ”
《別錄》對於人參“除邪氣”作了進一步的宣譯， 即它認為：人參可“療腸胃中冷， 心腹鼓痛， 胸脅逆滿， 霍亂，
鄒潤安指出， 對於以上人參所主治的病症， 在張仲景著作中皆分別有相對應的方劑， 如：主“腸胃中冷”之茯苓四逆湯， 吳茱萸湯、附子湯；主“心腹鼓痛”之大建中湯、理中湯；主“吐逆”之平薑黃連黃芩人參湯、麥門冬湯；主“調中”之半夏、生薑二瀉心湯、薯蕷丸；主“消渴”之白虎加人參湯；主“通血脈”之炙甘草湯、通脈四逆湯；主“破堅積”之鱉甲煎丸， 等。 以上相對應者， 凡三十余方， 皆效驗昭著， 人參“除邪氣”之功可謂大矣。 這也說明仲景用藥， 在處宗法《本經》， 而又多方以調劑之， 以發揮其最大功效。
辨人參之可用與不可用
1．有表證而邪正不分者不可用。
鄒氏引徐洄溪的話說：“疾病有分有合， 合者， 邪正並居， 當專於攻散；分者， 邪正相離， 有虛有實。 實處宜瀉， 虛處宜補， 一方之中， 兼用無礙， 且能相濟。 ”
以小柴胡湯證為例， 其方後注有雲：“若不渴， 外有微熱者， 去人參， 加桂枝三兩， 溫覆微汗愈”， 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外有微熱”及“不渴”， 都說明表證尚未解， 邪氣尚混合不分， 故當去人參。
2．表證已罷， 內外皆熱， 虛實難明者， 尤不可用。
即是說， 人參于熱盛而虛者可用， 實者不可用。 如白虎湯證之“三陽合病， 腹滿， 身重， 難以轉側， 口不仁， 面垢”即不屬於虛證， 故不用人參。 又如小柴胡湯證， “若胸中煩而不嘔者， 去半夏、人參， 加栝蔞實一枚”， 也是因為此時“邪聚於上不得泄越”（即不嘔）， 也不屬於虛， 故不用人參。
3．表邪已化熱， 邪正已分者， 可用人參。
如白虎加人參湯證， 仲景特別申明是“渴欲飲水， 無表證”。 鄒氏加以解釋說：“表證不渴， 渴則風寒已化， 邪正分矣。 ”雖然此時尚有“時時惡風”或“背微惡寒”， 但它不是常常惡習風或遍身惡寒， 說明表邪已經化熱， 特尚未盡耳。
4．腸胃中冷、中氣不能自立者可用人參。
理中丸就是這種類型的代表方。 鄒潤安說：凡用人參， 必究病之自表自裡， “其不由表者， 若霍亂之寒多， 用理中丸， 腹痛更加之， 雖頭身疼痛， 發熱， 無所顧忌。 ”
再如桂枝人參湯證， 表裡相混難分；黃連湯證， 裡證寒熱難分。 前者外熱內寒， 後者上熱下寒， 正因為其中氣不能自立， 故寒熱各據一所而不相合， 不相合則終必相離而使病情加劇。 故兩方中皆須用人參之沖和煦育，
5．脾胃虛弱， 更觸邪氣之嘔必用人參。
鄒氏說：“嘔者用人參多， 欲嘔者用人參少， 是人參之治嘔有專長矣。 ”
人參色黃氣柔， 味甘微苦， 惟甘故補益中宮， 唯苦故於虛中去邪。 故無論寒邪熱邪之盛， 或病後陰虛陽虛， 皆可用人參治嘔。 如大病差後， 喜唾， 胃上有寒， 宜理中丸；又“傷寒解後， 虛羸少氣， 氣逆欲吐者， 竹葉石膏湯主之”。 正因為人參之氣沖和而性渾厚， “能入陰化陽， 故入寒涼隊中則調中止渴， 入溫熱隊中則益氣定逆也”。
6．諸藥之需協調平衡而使藥力齊者當用人參。
比如在烏梅丸、竹葉石膏湯、溫經湯、薯蕷丸和侯氏黑散等方中， 或以寒藥為君， 或用寒藥甚多，
總之， 鄒潤安認為， 人參為陰中之陽（其草背陽向陰， 不喜風日， 即由其生長環境使然）， 其力厚， 其性醇， 色黃味甘， 故首入脾， 次入肺， 次入腎， 次入肝， 次入心， 愈傳效愈著， 所謂“主補五臟”也。 “其入氣藥中， 則合和而生氣；入血藥中， 則歸陰而化氣；入風藥中， 則所至而布氣”。 既使它在處方中有時不屬於君藥， 或用量亦不多， 但它在方中所起的協調、平衡、監製等作用絕不可小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