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假會讓我們幸福嗎

“如果生活的要義在於追求幸福， 那麼， 除卻旅行， 很少有別的行為能呈現這一追求過程中的熱情和矛盾。 ”瑞士籍作家阿蘭·德波頓（Alain de Botton）的著作《旅行的藝術》（The Art of Travel）， 總是讓人對旅行寄予遐想。 不過， 休假真的會讓我們幸福嗎？

毋庸置疑的是， 人們認為旅行能緩解身心， 它是辛苦謀生和緊張工作之外的另一種生活意義。 社會學家早有主張， 旅行度假是對常規生活的脫離， 是個體在社會健全生活的必要條件。

20世紀70年代， 哈佛大學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就在其著作《後工業社會的到來》（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中談及， 後工業社會的一大特徵是注重旅遊。

而今， 旅遊度假已成為世界上最紅火的產業之一。 據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估測， 到2020年全球預計有16億人將身涉其間。

從廣義角度看， 休假是對日常工作或學習的暫停。 在這段時光裡， 人們可發點閑呆， 追求個人興趣喜好， 陪家人旅遊。 像大多數人一樣， 我非常渴望每個假期的到來——它讓我幸福與興奮。 可在不少心理學家眼裡， 休假的地位並沒那麼高。

若回答旅行是否讓人更幸福， 需首先弄清楚何為幸福。 作為評價生活品質的標準之一， 幾百年來幸福一直被視為哲學命題， 直到近50年才成為社會心理學範疇的研究課題。

幸福從何而來？社會學家闡釋過幾種理論。 第一種是比較理論， 它認為判斷自身生活品質的標準是尋找與他人的差距。

另一種理論是定點理論， 它認為人的幸福度是穩居難撼的， 無論人做什麼都很難對幸福產生影響。 比如說， 特殊的體驗能暫時讓人愉悅和興奮， 但心情會很快回復到基礎設定點。 第三種理論被稱為需求理論， 它強調幸福是一種感覺， 是特定需求是否被滿足的標誌。 簡單點說， 一件事情能否讓人更幸福， 取決於它是否滿足了人的需求。

那麼， 旅行休假讓人們更幸福了嗎？乍看之下， 這是一個看似主觀、答案多元化的問題， 肯定會遭遇千人千面式回答。 要想科學地回答這一問題， 依然需要大規模的人群調查與追蹤， 通過資料來說話。 荷蘭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傑羅恩·納維金（Jeroen Nawijn）就發現，

度假的確會讓人感覺更幸福。 不過， 這種幸福卻會在假期歸來後很快消散。 而對旅行的期待感， 倒比旅行本身更讓人幸福。

在對1530名荷蘭人長達32周的問卷調查中， 有974人至少度了一次假。 通過比較度假前後的幸福水準， 傑羅恩·納維金發現， 度假者在旅行開始前的幸福度高於不度假者。 這種差異在旅行開始前數周或幾個月前便已出現， 至於原因， 很可能是由對度假的期待本身造成的。 度假結束之後呢？資料顯示， 只有非常放鬆的假期旅行， 才會讓度假所帶來的幸福感持續兩個星期左右， 隨後便與不度假者相差無幾。 此外， 度假時間的長短與假後幸福水準並無關係。

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科學專欄作者沙龍·貝格利（Sharon Begley）分析認為，

旅行只是種暫時逃離。 回到原來的工作後， 旅行的快意很快便消磨乾淨。 其次， 旅行恰如一項工程， 它像工作一樣， 也能讓人應激。 換句話說， 陌生的環境、思鄉、水土不服、不當的行程安排、班機延誤等一干雜事， 都可能攪亂旅行本身。

這種結果， 如何用上面提到的三種理論予以解釋呢？定點理論難以解釋旅行前的幸福水準升高， 卻對旅行提升幸福的短暫易逝適用。 對旅行的期待提升了幸福感， 倒符合需求理論；一旦度假結束， 度假者與不度假者都將面對日常工作， 兩者也就沒了差別， 按照比較理論的說法， 兩類人的幸福水準自然也相當。

2001年，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米納·韋斯特曼（Mina Westman）的研究也發現， 休假能緩解工作壓力，

但假期結束後第4周， 壓力不請自來， 生活重歸於舊。 在以色列中部地區一家有250名員工的食品公司， 韋斯特曼招募到126名志願參與這項研究。 在休假前、休假後的第1周和第4周， 他們每人完成了一份問卷， 對工作壓力、倦怠及曠工等內容進行回答。 簡單點說， 休假的減壓作用無疑是顯著的， 但效果並不能持久。

2009年， 荷蘭內梅亨大學的心理學研究者潔西嘉·布魯姆（Jessica de Bloom）在《職業健康雜誌》（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撰文稱， 假期對個人健康和幸福具有提升作用， 但這一效應在回到工作後便消失。 這一結論， 是在綜合以往七項研究的基礎上獲得的。 不過， 布魯姆也強調， 這方面的研究依然太少， 也很難進行量化評估。

對學生而言， 放暑假也不見得是件好事情。 美國《時代週刊》（Time）2009年8月2日的封面文章， 名為《反對暑假》。這篇由大衛·馮·德瑞爾（David von Drehle）采寫的報導文筆優美、發人深省，其中寫道：“我們將暑假浪漫化，但這段時間卻讓我們的孩子落于人後，對於那些無法度假的孩子尤甚。”

憂心忡忡的背後，有數據為證。《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報告指出，無論家庭經濟條件如何，學生在學年內取得的進步是相似的。暑假來臨時，卻起了一絲變化。對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他們的閱讀理解得分仍然保持上升態勢，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卻出現短暫的下滑。關鍵在於，長此以往的後果是，學生們的差距越來越大。

比如說，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進入一年級時閱讀理解得分分別是298、278和272，在五年級畢業時（中間有4個暑假），三類學生的得分變為531、492和461。要知道，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四年級開始時便已達到464分，與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五年級畢業時水準相當。就閱讀理解得分比較而言，單單在四個暑假過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得分就提升了46.6分，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得分僅提升4.1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則下降1.9分。

原因在哪裡？美國的教育者同樣想找出答案。有分析認為，對許多學生，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而言，暑期意味著單調乏味和僵化隔絕。缺乏足夠健康的激勵環境，數百萬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度過的純粹是“失敗的暑假”。這些孩子沒法跟著父母去度假、夏令營，少有機會前往博物館，他們的暑假蒼白無依，在街道上閒逛或打遊戲機成為他們消磨時光的主要方式。

照這麼看來，休假難道就沒有意義嗎？答案也非如此。首先，上述研究都肯定了休假的積極效應——既有助健康，還提高幸福水準。只不過，在休假過後一段時間，這種感覺沒那麼強烈了而已。其次，休假所帶來的體驗或見聞，都是未休假者所不具備的，這本身便是一筆隱性財富。

名為《反對暑假》。這篇由大衛·馮·德瑞爾（David von Drehle）采寫的報導文筆優美、發人深省，其中寫道：“我們將暑假浪漫化，但這段時間卻讓我們的孩子落于人後，對於那些無法度假的孩子尤甚。”

憂心忡忡的背後，有數據為證。《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報告指出，無論家庭經濟條件如何，學生在學年內取得的進步是相似的。暑假來臨時，卻起了一絲變化。對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他們的閱讀理解得分仍然保持上升態勢，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而言，卻出現短暫的下滑。關鍵在於，長此以往的後果是，學生們的差距越來越大。

比如說，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進入一年級時閱讀理解得分分別是298、278和272，在五年級畢業時（中間有4個暑假），三類學生的得分變為531、492和461。要知道，高收入家庭的學生在四年級開始時便已達到464分，與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在五年級畢業時水準相當。就閱讀理解得分比較而言，單單在四個暑假過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得分就提升了46.6分，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得分僅提升4.1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則下降1.9分。

原因在哪裡？美國的教育者同樣想找出答案。有分析認為，對許多學生，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而言，暑期意味著單調乏味和僵化隔絕。缺乏足夠健康的激勵環境，數百萬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度過的純粹是“失敗的暑假”。這些孩子沒法跟著父母去度假、夏令營，少有機會前往博物館，他們的暑假蒼白無依，在街道上閒逛或打遊戲機成為他們消磨時光的主要方式。

照這麼看來，休假難道就沒有意義嗎？答案也非如此。首先，上述研究都肯定了休假的積極效應——既有助健康，還提高幸福水準。只不過，在休假過後一段時間，這種感覺沒那麼強烈了而已。其次，休假所帶來的體驗或見聞，都是未休假者所不具備的，這本身便是一筆隱性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