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注重扶陽，擅用附子

鄭欽安重視陽氣， 在人身各種陽氣中， 又特別推重腎陽， 認為腎陽是人身立命之根本， 這是就正常生理而言。 在病理狀態下， 自然也重視陽氣， 認為“萬病皆損于陽氣”， “陽氣無傷， 百病自然不作。 有陽則生， 無陽則死”。 也就是說陽氣衰弱與否是疾病善惡轉化的關鍵。 故其治病立法， 首重扶陽， 臨證時首先考慮元氣損傷情況， 以辛熱之藥扶陽抑陰， 擅用乾薑、附子、四逆湯之類方藥， 形成非常鮮明的用藥風格。

1.注重扶陽， 元氣為本

注重陽氣是鄭欽安宣導火神派的理論基礎。 那麼在人體患病時， 他自然也要以元氣為本，

宣導扶陽， 對扶陽抑陰有著深刻的認識， 形成獨具特色的扶陽理論。 這方面鄭氏有很多論述：“外感內傷， 皆本此一元有損耳。 ”“病有萬端， 亦非數十條可盡， 學者即在這點元氣上探求盈虛出入消息， 雖千萬病情， 亦不能出其範圍"(《醫法圓通·卷三》）。 “仲景立法， 只在這先天之元陰、元陽上探取盛衰， 不專在後天之五行生克上追求。 附子、大黃， 誠陰陽二證之大柱腳也”(《醫理真傳·卷二》）。

他以中風一證為例， 突出表達了推崇扶陽的觀點：“眾人皆作中風治之， 專主祛風化痰不效。 予經手專主先天真陽衰損， 在此下手， 兼看何部病情獨現， 用藥即在此攸分。 要知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 恃此先天一點真氣耳。 真氣衰於何部， 內邪外邪即在此處竊發。

治之但扶其真元， 內外兩邪皆能絕滅， 是不治邪而實以治邪， 未治風而實以祛風， 握要之法也”(《醫理真傳·卷二》）。 也就是說， 並非見風祛風， 見痰化痰， 而是專主先天真陽衰損， 在此下手”,“治之但扶其真元”。

還有健忘一證， 老年人居多， 世人多以為心脾不足， 精血虧損所致為主， 用藥“專以天王補心、寧神定志諸方”,確是市習常法。 鄭氏則認為， 此證“總以精神不足為主”， 屬陽氣虧虛， 治應培補陽氣， “方用白通湯久服， 或桂枝龍骨牡蠣散， 三才（封髓丹）、潛陽等湯， 緩緩服至五六十劑， 自然如常”(《醫法圓通·卷二》）。 突出扶陽理念， 令人耳目一新。

又如癲、癇二證， “緣由先天真陽不運， 寒痰阻塞也”。 “以予所論， 真氣衰為二病之本， 痰阻是二病之因， 治二證貴宜峻補元陽，

元陽鼓動， 陰邪痰濕立消， 何癲癇之有乎？”(《醫理真傳·卷四》）與通常治法確實不同。

再如小兒痘證， 世醫“見下陷不足之症， 用藥總在這參、芪、鹿茸、歸、芍， 以為大補氣血， 究竟致死者多”， “而不知在人身立命之火種上用藥”。 “以為四逆湯乃傷寒之方， 非痘科之方， 不知此方正平塌下陷痘證之方， 實補火種之第一方也”(《醫理真傳·卷四》）。

舉一反三， 可悟鄭氏推崇扶陽思想的真諦， 即並非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的對症下藥， 而是“治之但扶其真元”， 從扶陽著手， 以元氣為本， 此乃“握要之法”。

清王昂雲：“醫以輔養元氣， 非與疾求勝也。 夫與疾求勝者， 非味雜辛烈， 性極毒猛， 則得效不速， 務速效者隱禍亦深， 吾甯持久緩而待其自愈也。 ”徐靈胎亦認為：“診病決生死者，

不視病之輕重， 而視元氣之存亡， 則百不失一矣。 ”以上所論治病以元氣為重的觀點與鄭氏推重腎陽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

2.擅用附子， 獨樹一幟

理論上火神派推崇扶陽原則， 在具體遣方用藥上， 則以擅用附子、乾薑、四逆湯等溫熱方藥著稱， 道理何在？鄭欽安說：“用藥者須知立極之要而調之。 ”“熱不過附子， 甜不過甘草， 推其極也。 古人以藥性之至極， 即以補人身立命之至極， 二物相需並用， 亦寓回陽之義。 ”“非附子不能挽欲絕之真陽。 ”“

鄭欽安反復提到：“附子大辛大熱， 足壯先天元陽。 ”“能補坎中真陽， 真陽為君火之種， 補真火即是壯君火也。 ”“肉桂、附子、乾薑， 純是一團烈火， 火旺則陰自消， 如日烈而片雲無。 況肉桂、附子二物，

力能補坎離中之陽， 其性剛烈至極， 足以消盡僭上之陰氣， 陰氣消盡， 太空為之廓廊， 自然上下奠安， 無偏盛也”(《醫理真傳·卷二》）。

總之， 他認為附子為熱藥“立極”之品， 用以“補人身立命之至極”的元陽， 自是順理成章。 後來祝味菊先生稱附子“百藥之長”， 唐步祺先生稱“附子為熱藥之冠”， 應該都是從鄭氏對附子的推崇演繹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