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納火神派擅用附子的經驗， 可以概括為廣用、重用、早用、專用等幾個特點， 下面分別述之。
(1)廣用：火神派治療陰證幾乎方方不離附子， 認為：“凡一切陽虛諸證， 如少氣、懶言， 身重、惡寒， 聲低、息短， 舌潤、舌黑， 二便清利， 不思水飲， 心悸， 神昏、不語， 五心潮熱， 喜飲熱湯， 便血、吐血， 閉目妄語， 口臭難禁， 二便不禁， 遺尿遺屎， 手足厥逆， 自汗， 心慌不寐， 危候於般難以枚舉， 非薑附何以能勝其任， 而轉危為安也乎？”（《傷寒恒論·問答》）仲景應用附子， 以“凡一切陽虛諸證”均“脈微細， 但欲寐”為指征， 病至少陰方用。 鄭氏則提出可應用， 不必等到病至少陰才用。
縱觀火神派廣用附子， 主要有兩種形式：
其一， 直接以附子為主藥， 最常見的就是四逆輩。 鄭欽安在論述四逆湯的功能時說道：凡世之一切陽虛陰盛為病者皆可服也。 "(《醫理真傳·卷二》）“此方功用頗多。 得其要者， 一方可治數百種病。 因病加減， 其功用更為無窮。 予每用此方救好多人， 人鹹目予為姜附先生”(《醫法圓通·卷四》）。 顯然， 鄭氏擴展了四逆湯的治療範圍。
其二， 在應證方劑中另加附子。 這是因為“下陽為上中二陽之根， 無下陽即是無上中二陽也”(《醫理真傳·卷二》）。 凡見陽虛， 均可加用附子。 例如治陽虛怔忡心悸， 方用桂枝龍骨牡蠣湯， “再重加附子”。 “加附子者， 取其助真火以壯君火也”(《醫理真傳·卷四》）。
(2)重用：鄭欽安認為， “陰盛極者， 陽必亡， 回陽不可不急， 故四逆湯之分兩， 亦不得不重”(《醫理真傳·卷三》）。 其書中隨處都有“峻補坎陽”、
“大補元陽”、“大劑四逆湯”之語。 例如， 他治療陰證口臭， “予曾治過數人， 雖見口臭， 而卻純陰畢露， 即以大劑白通、四逆、回陽等方治之”。 若二三劑後不見症減， 認為病重藥輕， “仍宜此法重用多服”(《醫法圓通·卷一》）。 可以說， 火神派擅用附子， 不僅體現在廣泛應用附子上， 更主要的是體現在重用附子的劑量上。 雖然鄭氏沒有留下醫案， 但據唐步祺先生講，
(3)早用：火神派扶陽， 提倡早用薑、附， “務見機於早”， 稍見陽虛端倪即應用之， 免致虛陽上浮、外越甚至釀成脫證， 延至病勢嚴重時才用。 鄭欽安在論述四逆湯時指出：“細思此方， 既能回陽， 則凡世之一切陽虛陰盛為病者皆可服也。 何必定要見以上病形（指頭痛如裂、氣喘促等陽虛欲脫之狀）而始放膽用之， 未免不知幾也。 夫知幾者， 一見是陽虛證而即以此方， 在分量輕重上斟酌， 預為防之， 方不致釀成純陰無陽之候也。 釀成純陰無陽之候， 吾恐立方之意固善， 而追之不及， 反為庸者所怪也。 怪者何？怪醫生之誤用姜、附， 而不知用薑、附之不早也。 ”(《醫理真傳·卷二》）四逆湯本為陽虛厥逆而設，
(4)專用：鄭欽安與張景嶽在理論上都重視陽氣， 但在具體用藥上則大相徑庭。 張景岳溫補講究陰陽互濟， 熟地與附子常常同用， 體現陰中求陽；鄭欽安則專用薑、附等純陽溫熱之藥， 講究單刀直入， 不夾陰藥。 在《醫法圓通》“陽虛一切病證忌滋陰也”一節中他明確表示：“凡陽虛之人， 多屬氣衰血盛， 無論發何疾病， 多緣陰邪為殃， 切不可再滋其陰。若更滋其陰，則陰愈盛而陽愈消，每每釀出真陽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他認為，扶陽專用溫熱藥物乃仲景所倡：“仲景為立法之祖，于純陰無陽之證，只用薑、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並不雜一養陰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陰中求陽乎？仲景求陽，在人身坎宮中說法；景岳求陽，在藥味養陰裡注解。相隔天淵，無人窺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視，故特申言之”《醫法圓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認之不定，既用四逆湯，而又加以參、歸、熟地，羈絆附子回陽之力，亦不見效。病家等斃，醫生束手，自以為用藥無差，不知用藥之未當甚矣”《醫理真傳·卷四》）。
鄭欽安多次批評將陽八味（金匱腎氣丸）視為扶陽必用之方的觀點：“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陽，用此便合聖經，何得又用熟地、棗皮之滋陰，陰邪既盛，就不該用此。丹皮之瀉火，益火而反瀉火，實屬不通”《醫法圓通·卷四》）。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參是補陰藥而非扶陽之品，“用為補陽回陽，大悖經旨”，與景嶽視人參為溫陽要藥截然不同。“仲景不用參于回陽，而用參於大熱亡陰之證以存陰，如人參白虎湯、小柴胡湯之類是也。”“至於陰盛逼陽於外者，用參實以速其陽亡也”《醫理真傳·卷三》）。應該說鄭氏這些觀點，確實言之有理，持之有據。
鄭氏反復批駁了世習對附子等藥的偏見，其一是“陰陽不明”，當用而不會用：“世人畏附子、乾薑，不啻砒毒，即有當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勝屈指矣。嗟呼！陰陽不明，醫門壞極”(《醫法圓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惡溫，專究平穩，當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風日下，不究病之陰陽，專究方藥之平穩。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鮮死焉。總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學者苟能洞達陰陽之理，自然頭頭是道，又奚疑薑、附之不可用哉”(《醫法圓通·卷四》）。
當然，火神派擅用薑、附，並非一概濫用，而是在準確辨證，認定陰證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專用薑、附者也，只因病當服此……予非愛薑、附，惡歸、地，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耳”(《醫法圓通·卷四》）。“總之用薑附亦必究其虛實，相其陰陽，觀其神色，當涼則涼，當熱則熱，何拘以薑附為咎哉？”（《傷寒恒論·太陽少陰總論》）由此可以看出，火神派立論施法並不偏頗。
切不可再滋其陰。若更滋其陰，則陰愈盛而陽愈消，每每釀出真陽外越之候，不可不知。”他認為，扶陽專用溫熱藥物乃仲景所倡：“仲景為立法之祖，于純陰無陽之證，只用薑、附、草三味，即能起死回生，並不雜一養陰之品，未必仲景不知陰中求陽乎？仲景求陽，在人身坎宮中說法；景岳求陽，在藥味養陰裡注解。相隔天淵，無人窺破，蒙蔽有年，不忍坐視，故特申言之”《醫法圓通，卷二》）。“今人亦有知得此方者，信之不真，認之不定，既用四逆湯，而又加以參、歸、熟地，羈絆附子回陽之力，亦不見效。病家等斃，醫生束手，自以為用藥無差，不知用藥之未當甚矣”《醫理真傳·卷四》）。
鄭欽安多次批評將陽八味（金匱腎氣丸）視為扶陽必用之方的觀點：“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陽，用此便合聖經，何得又用熟地、棗皮之滋陰，陰邪既盛，就不該用此。丹皮之瀉火，益火而反瀉火，實屬不通”《醫法圓通·卷四》）。
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人參是補陰藥而非扶陽之品，“用為補陽回陽，大悖經旨”，與景嶽視人參為溫陽要藥截然不同。“仲景不用參于回陽，而用參於大熱亡陰之證以存陰，如人參白虎湯、小柴胡湯之類是也。”“至於陰盛逼陽於外者，用參實以速其陽亡也”《醫理真傳·卷三》）。應該說鄭氏這些觀點，確實言之有理，持之有據。
鄭氏反復批駁了世習對附子等藥的偏見，其一是“陰陽不明”，當用而不會用：“世人畏附子、乾薑，不啻砒毒，即有當服附子，而亦不肯服者，不勝屈指矣。嗟呼！陰陽不明，醫門壞極”(《醫法圓通·卷二》）。其二是喜清惡溫，專究平穩，當用而不敢用：“只因世風日下，不究病之陰陽，專究方藥之平穩。不知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多死焉；火猛烈，民望而畏之，鮮死焉。總之，水能生人，亦能死人；火能生人，亦能死人……學者苟能洞達陰陽之理，自然頭頭是道，又奚疑薑、附之不可用哉”(《醫法圓通·卷四》）。
當然，火神派擅用薑、附，並非一概濫用，而是在準確辨證，認定陰證的前提下施之，“不知予非專用薑、附者也，只因病當服此……予非愛薑、附，惡歸、地，功夫全在陰陽上打算耳”(《醫法圓通·卷四》）。“總之用薑附亦必究其虛實，相其陰陽，觀其神色，當涼則涼，當熱則熱，何拘以薑附為咎哉？”（《傷寒恒論·太陽少陰總論》）由此可以看出，火神派立論施法並不偏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