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家通過大量、系統的研究，
發現爭吵行為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是人際關係的類型。
例如，
戀人之間的爭吵與朋友或同事之間的爭吵就有很大區別。
戀人之間的爭吵頻率較高，
但爭吵的強度卻較低。
雖然關係一般的同事之間爭吵的頻率較低，
但是一旦發生爭吵，
不僅強度較高，
而且後果較為嚴重。
二是對他人行為的感知與解釋。
當個體察覺到對方的行為具有威脅或者敵意時，
產生爭吵行為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
這種感知與解釋存在著個體差異和情境差異。
首先，
某些人格特質水準的不同會影響敵意感知和敵意解釋，
如特質憤怒水準較高的個體，
對於模糊的敵意情境刺激，
更易做出威脅或敵意的解釋。
其次，
社會地位的相對落差也會對這種感知和解釋產生影響。
處於較高社會地位的個體，
對別人的批評會更多採取爭論或爭吵的應對方式；而處於較低社會地位的個體，
經常會對別人的批評忍氣吞聲，
比如豪斯醫生的助手羅伯特·蔡斯對豪斯幾乎百依百順。
再次，
人際關係的緊密程度也會影響敵意感知和敵意解釋。
研究發現，
個體之間的關係越緊密，
對對方的批評會越敏感，
戀人之間則表現為更在乎對方的看法。
三是個體對於爭吵行為的情感體驗。
儘管大多數人對於爭吵行為的情感體驗都是不愉快的，
但不愉快程度存在差異。
有的人不愉快的程度比較高，
有的人不愉快的程度比較低，
甚至有的人在爭吵之後還會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
四是血清素水準。
大量的研究發現，
5-羥色胺可以抑制攻擊行為。
如果降低色氨酸水準（合成5-羥色胺的原料），
那麼攻擊行為可能會增加。
回到豪斯醫生的故事中，
我們可以很容易發現這些因素在影響著他的爭吵行為。
豪斯醫生的病人、同事、上司，
都認為他是一個不友好的人。
如果他是一個現實生活中的人，
我們可以發現以下過程會影響他與別人的關係。
第一，
爭吵時他並不會產生很大的負性情感體驗，
既不會因為自己的爭吵行為而感到不愉快，
也不會因為自己的友好行為而感到開心。
這可能是由於長期服用維可丁的緣故，
維可丁減弱了他對自己行為的情緒體驗強度。
第二，
他對別人的不友好行為較為敏感，
並且會予以強烈回擊。
他可能是在家庭中學會了這種行為反應模式，
進而導致他與父母的疏遠。
第三，
當被人指責時，
他並不會服從別人，
而是與之爭吵。
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他在實際工作中處於一個較高的職位上，
另一方面還因為他自認為高人一等。
最後，
當一個同事偷偷地讓豪斯醫生使用SSRI（一種可以增加色氨酸水準的抗抑鬱藥物）之後，
他的脾氣明顯好多了。
這些發現說明，
人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來減少爭吵行為。
第一，
隨著腦中5-羥色胺水準的上升，
爭吵行為就會減少。
通過使用SSRI或者將個體暴露在強光之下（如增加房間中燈光的亮度、經常帶好爭吵者去曬太陽等），
可以使人體內的色氨酸水準升高，
從而提高5-羥色胺的水準，
減少爭吵行為。
第二，
通過改變爭吵行為與情感體驗之間的聯繫，
去影響爭吵行為。
例如，
通過幫助個體意識到爭吵帶來的長期消極後果（與同事的關係緊張或與戀人的關係破裂），
來增加爭吵行為與不愉快體驗的聯繫，
使個體減少爭吵。
第三，
通過改善好爭吵者的人際關係環境，
來減少爭吵行為。
例如，
對好爭吵者進行個體心理干預，
讓他們嘗試使自己的行為更加友好一些，
慢慢地他們會發現，
自己的友好行為也會得到其他人同樣的回饋，
繼而逐漸增加自身的友好行為。
當然，
也可以通過團體的干預來改善團體內部成員的人際關係環境，
如教師可以通過促進學生親社會行為發展的團體訓練，
來增加學生之間的友好行為，
使他們相互幫助，
減少爭吵行為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