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焦慮，我們是否過於焦慮了？

一個朋友發來微信， 告訴我她父親最近調整藥物之後發生的情況。 “乏力、出汗、尿頻， 他覺得比以前更重了。 。 。 ”

她父親糖尿病20年， 7年前下肢帶狀皰疹， 遺留了頑固的神經痛。 大約半年後， 他逐漸動作變慢， 受累較重的剛好是發生帶狀皰疹的那一側。 沒有人知道是神經痛導致的保護性動作減少， 還是合併了帕金森病。

醫生們通常比較傾向於用一個疾病解釋發生在患者身上的全部情況， 特別是當這些情況發生的時間相對比較接近的時候， 專業術語叫做一元論。 但事實上， 有相當多的病例不得不用二元論解釋。

這時候， 醫生們會給出並列的診斷。 在這些並列的診斷中， 焦慮狀態或焦慮症是非常常見的， 尤其當症狀持久而改善不明顯時。

這位朋友的父親也是如此， 在出現動作慢兩年以後， 他被診斷了神經痛和帕金森綜合征， 接受了止痛和抗帕金森的藥物治療。 但是， 效果並不好。 因為不能確定是不是典型的帕金森病， 他的帕金森病藥物淺嘗輒止。 來就診的時候， 他的動作遲緩病程已經超過6年， 用的藥物只有1.25片美多巴和2片泰舒達。

神經系統檢查發現他主要的異常表現都在雙下肢：肌張力增高， 雙足抬起吃力， 用腳拍打地面的動作完成很差。 起立和行走動作都很慢， 行走時， 他的表情是痛苦而緊張的。 他沒有震顫。 雙上肢經過誘發雖然也有肌張力增高的表現，

但相對於下肢， 上肢的症狀顯然是過輕了。 問題又回到原點：到底是一元論還是二元論？如果一元論， 我能否排除帕金森病的診斷？如果二元論， 顯然帕金森的治療是不足的， 需要增加藥物。 然而對於一個已經飽嘗了痛苦六七年的患者來說， 他對於任何藥物的調整都是抱著又渴望又懷疑的態度的。

我決定先解決他的疼痛， 經過慎重考慮， 我首先處方了治療神經痛的藥物（加巴噴丁和神經妥樂平）， 同時建議他去做一個用於檢查多巴胺能系統功能的檢查（DAT－PET）。 如果這個檢查沒有異常的話， 我就可以排除帕金森病的診斷了。 我的朋友還帶他去看了疼痛門診， 他於是同時用上了曲馬多。

當我得知PET檢查結果的時候， 距離上次就診已經過去了一個月。 我的朋友在微信裏跟我說， “其實我覺得他的心理問題也挺突出的， 他有很多複雜的想法， 總是研究藥品說明， 看自己是否發生副作用。 有時候我都希望他不認識字。 我接下來是不是應該帶他去看心理科了？”

我翻出他的病歷， 細細地復習了一遍。 我發現， 這個同時有著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症、皰疹後神經痛的服用著六、七種藥物的77歲老人， 在過去的6年當中， 他的帕金森病的治療被忽視了。 差一點兒， 憑藉他女兒提供的“證詞”， 他可能又要增加一種抗焦慮藥物了。

“TA顯得很焦慮。 。 。 ”雖然焦慮有明確的診斷標準， 但是有時醫生們也很難不受接觸過程中患者流露出的情緒影響，

給他貼上焦慮的標籤。 毋庸置疑， 抗焦慮藥物是一項偉大的發明， 它能緩解患者過度激動的情緒， 能改善睡眠， 能減少因為體內5-HT調節障礙導致的一系列軀體化的症狀。 但是， 我們有時是否過高地要求了患者對於疾病伴發情緒問題的控制， 從而過多地診斷和治療了這類患者呢？

一方面， 焦慮從來就是我們人類這種智能生物在對抗壓力時的一種條件反射。 在這個充滿壓力和欲望的社會， 人們也越來越容易在焦慮面前無處遁形。 這些焦慮， 有的是病理性的， 有的僅僅是生理性的， 跟每個人對於壓力的應對方式有關。 但是門診短暫的溝通時間和鑒別所需要的專業背景使得區分不太可能， 這使得抗焦慮藥物處方量越來越大， 並且經常在非精神科醫生的處方中出現， 特別是當軀體疾病久治不愈時。

另一方面， 醫生總是會擔心自己開具的處方會不會有安全之虞， 因此現代的藥物治療對藥品安全性的要求越來越嚴格。 但是當使用多種藥物時， 合併藥物的安全性醫生們卻很少考慮，而這卻是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特別是對於老年人而言。在導致老年人跌倒的諸多因素中，同時服用五種以上藥物明確增加跌倒風險。醫生的每一個診斷，對老年人而言都可能意味著很多。因此，“對於合併多種軀體疾病的老年患者，在考慮焦慮時需要更加細緻的精神檢查，包括既往的性格特點和應對模式，以評估焦慮的程度以及用藥的必要性。”一位心理科醫生這樣說。

或許真正應該焦慮的，其實是醫生對患者焦慮的焦慮。

合併藥物的安全性醫生們卻很少考慮，而這卻是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特別是對於老年人而言。在導致老年人跌倒的諸多因素中，同時服用五種以上藥物明確增加跌倒風險。醫生的每一個診斷，對老年人而言都可能意味著很多。因此，“對於合併多種軀體疾病的老年患者，在考慮焦慮時需要更加細緻的精神檢查，包括既往的性格特點和應對模式，以評估焦慮的程度以及用藥的必要性。”一位心理科醫生這樣說。

或許真正應該焦慮的，其實是醫生對患者焦慮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