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兩樣東西， 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索， 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 ——康得墓碑銘文
道德雖令人敬畏， 但在每個人心中卻有不同的執行標準。 正是對於道德的不同標準使得人們在看到 丈夫為救妻用假章騙醫院17萬 的新聞感慨萬千。 這個故事和道德心理學家科爾伯格的著名實驗中的故事如出一轍。 這個實驗讓人們對道德的產生和發展有了新的看法。
你的道德水準出於哪個階段？
故事還得從在20世紀50年代講起。 科爾伯格為了研究兒童的道德判斷能力是如何逐漸發展起來的，
一個叫海因茲的人， 他的妻子身患重病， 瀕臨死亡， 只有一種藥能解其絕症， 但發明此藥的醫生卻堅持賣高價。 海因茲湊不到足夠的錢， 只能去偷藥救妻。
然後科爾伯格便詢問研究參與者， 此人該不該偷藥， 為什麼？
和一般人看到這個故事的反應不同， 科爾伯格關心的不是“該不該”, 而是“為什麼”。 因為“為什麼”是這個人做道德判斷時的推理。 他根據人們不同的道德推理將道德發展分為三個水準六階段：前習俗道德、習俗道德和後習俗道德。
前習俗道德水準的道德推理是基於他律的和自我利益的規則來進行。
稍大一點兒童則開始根據自己的利益進行道德判斷。 他們會認為海因茲的行為無所謂對錯， 只要符合他自己的利益就行。 如果他愛他的妻子， 挽救他的妻子符合他利益， 則他偷藥是對的， 只不過冒著被懲罰的風險；如果他不愛妻子， 可以再娶一個年輕漂亮的妻子， 則偷藥是錯的。
這兩種判斷的推理均被認為是“前習俗水準”， 因為這時候的兒童還沒有學會從社會或者群體生活的角度來考慮道德問題，
稍大一些的兒童就進入到“習俗道德水準”的道德推理階段。 這是基於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等社會性規則來進行的。 這時候的兒童和青少年在對自己的判斷進行推理時開始重視人際關係的重要性， 並且強調意圖的作用。 他們會認為， 海因茲的出發點是好的， 是為了維持良好的家庭關係， 但是賣藥的醫生卻只想賺錢， 用意實在是太壞了！因此他們認為海因茲是對的。
但是再大一點青少年就不這麼認為， 他們的視角更加廣闊， 能夠將整個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他們理解海因茲的心痛， 但是卻不同情偷竊行為，
後習俗道德水準的道德推理是基於社會契約和普遍道德原則的規則來進行的。 達到這一階段的年輕人已經不再受到現有社會制度的限制， 而是會考慮在一個理想的社會中， 人們應當如何行為。 他們認為社會契約和個人自由才是一個良好社會的基礎， 個人應當享受一些不受剝奪的權利：如生命和自由， 且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 與權威無關。 因此當這些年輕人回應海因茲的問題時，
科爾伯格認為的最高階段是基於普遍、正義的道德原則進行道德推理。 科爾伯格所指的原則主要是基於康得和羅爾斯的理論， 他認為， 在海因茲的兩難中， 個體應當假定所有的人都處在“無知之幕”下決定以最符合每個人利益的方式來行事才是正義的。 也就是說， 在海因茲和賣藥的醫生都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地位的情況下， 他們制定的最符合自己利益的規則才算正義。 如果賣藥的醫生對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毫不知情， 則他不可能把藥價定得過高，因為揭開“無知之幕”後，他可能是一個需要藥的人，定價過高無疑會坑了自己。因此，在“無知之幕”後，海因茲和賣藥的醫生均會同意：挽救海因茲的妻子是最佳選擇。但是科爾伯格發現，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樣一種推理境界，因此他將此水準稱為“理論上”的水準。
道德源于正義還是關愛？
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提出不久後，就遇到了一些反對的聲音。女性心理學家吉爾幹就認為，科爾伯格的道德原則只有一個：“正義”。而廣大的女性同胞並不覺得這是唯一的道德準則。在她們看來，關愛的道德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則，而且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加看中這一道德原則。那麼在海因茲的兩難中，女性同胞可能會認為，海因茲出於保護和挽救妻子的原則，被迫去偷藥是正確的行為。
很明顯，像海因茲對妻子的這種關愛很難在實驗室中操縱，於是研究者們在實驗室設計了類似關愛的另一個版本——共情。通常當我們看到自己所關心的人處於痛苦之中時，我們自己也會感受到一種切身的痛，這種感受就是共情。在絕大部分時候，共情會促進我們付出代價來幫助他人。與我們越親近的人，共情程度越高，我們願為之付出的代價就越高。那麼，當共情與正義兩種美德相衝突時，人們如何決策？
丹尼爾•巴特森的研究發現，當共情與公正原則或者集體利益相衝突時，人們不自覺地會選擇偏心於共情的物件而違背公正的原則或者忽略公共利益。巴特森讓實驗參與者將另外兩名參與者（A和C，但實際上並無此二人）以一種公平的方式分配到積極或者消極任務下。
在積極任務中，如果反應正確，就會得到30美元的代金券，反應錯誤也無懲罰；在消極任務中，正確反應無獎勵，但反應錯誤會遭到電擊。在進行分配前，參與者被分成三組，一組完全不瞭解A和C的資訊；一組會看到一些關於參與者C的資訊，裡面講述C最近剛失戀，非常低落，需要一些正面的體驗來幫助他們恢復過來，研究者要求這組參與者要從一種客觀的角度來閱讀這段資訊；最後一組同樣會閱讀關於C的資訊，但研究者要求這組參與者要從C的角度來體驗一下C的的感受。然後，三組參與者將寫有A和C的紙條分配到積極任務和消極任務之下。與研究者預期一致的是，當參與者認真體會C的感受時，他們更多地將C分配到積極任務之下，而非採用隨機的方式公正地對將兩人進行分配。
考慮到在這個實驗中，行為是否公正的意義可能不是十分重大，所以在後續實驗中，巴特森等人有設計了更困難的情境。他們讓實驗者決定是否將一個叫做謝莉（Sheri，虛構出來的身患絕症的兒童）在一個特殊護理的等候名單中提前，這樣她可以更早地接受到“品質人生基金會”的護理而讓她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裡過得更開心。
實驗者告知每個參與者，“品質人生基金會”是根據每個兒童的申請時間、對護理的需求程度和預期生命的時間進行排序的。參與者在做出是否讓謝莉插隊的決定前，聽一段對謝莉的採訪，錄音中謝莉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因為肌肉癱瘓所遭遇到的各種痛苦。研究者告訴一些參與者以客觀的角度去聽這段錄音，而告訴另一些人從謝莉的角度去試著感受謝莉的痛苦。統計兩組參與者的決定結果後發現，當參與者從謝莉的角度來聽錄音後，他們更多地會不顧其他排隊的兒童而將謝莉等候的時間提前，即使這些兒童可能更需要護理！
共情不僅會影響人們在決策時忽略公正的原則，也會讓人們更少地關注公共利益。在另一項研究中， 巴特森檢驗了在公共資源兩難中，對某個個體的共情產生的影響。假如你參與了這個實驗，實驗員告訴你，你將與其他三個陌生的同學一起玩兩輪遊戲：在每輪遊戲開始時，每人有8張兌獎券，這些兌獎券可能會贏得30美元的代金券；你可以用三種方式來處理這些兌獎券：自己留著、送給某個成員或者投資給集體；集體得到的投資會升值50%後平均分配給每名成員，比如僅有一名成員將8張兌獎券投資給集體，則這8張兌獎券升值為12張，然後分給每名成員3張。每個人的分配方案是保密的，僅自己知道。
與前面的研究相似，你可能會分配況獎券前以一種客觀的角度閱讀另一小組成員（邁克）的不幸經歷，或者，如果你在另一個組，則需要從邁克的視角來閱讀他的不幸經歷。結果表明，當從邁克的視角來閱讀他們的不幸經歷時，參與者會對他產生更多的共情，同時也會更多地將兌獎券送邁克，而投資給集體的兌獎券則明顯少於那些以客觀視角閱讀或者未閱讀邁克經歷的參與者。
科爾伯格在對道德發展進行研究時，發現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夠達到最後的普遍道德原則的階 則他不可能把藥價定得過高，因為揭開“無知之幕”後，他可能是一個需要藥的人，定價過高無疑會坑了自己。因此，在“無知之幕”後，海因茲和賣藥的醫生均會同意：挽救海因茲的妻子是最佳選擇。但是科爾伯格發現，很少有人能夠達到這樣一種推理境界，因此他將此水準稱為“理論上”的水準。
道德源于正義還是關愛？
科爾伯格的道德發展理論提出不久後，就遇到了一些反對的聲音。女性心理學家吉爾幹就認為，科爾伯格的道德原則只有一個：“正義”。而廣大的女性同胞並不覺得這是唯一的道德準則。在她們看來，關愛的道德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則，而且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加看中這一道德原則。那麼在海因茲的兩難中，女性同胞可能會認為，海因茲出於保護和挽救妻子的原則，被迫去偷藥是正確的行為。
很明顯，像海因茲對妻子的這種關愛很難在實驗室中操縱，於是研究者們在實驗室設計了類似關愛的另一個版本——共情。通常當我們看到自己所關心的人處於痛苦之中時，我們自己也會感受到一種切身的痛，這種感受就是共情。在絕大部分時候，共情會促進我們付出代價來幫助他人。與我們越親近的人，共情程度越高，我們願為之付出的代價就越高。那麼，當共情與正義兩種美德相衝突時，人們如何決策？
丹尼爾•巴特森的研究發現，當共情與公正原則或者集體利益相衝突時，人們不自覺地會選擇偏心於共情的物件而違背公正的原則或者忽略公共利益。巴特森讓實驗參與者將另外兩名參與者（A和C，但實際上並無此二人）以一種公平的方式分配到積極或者消極任務下。
在積極任務中，如果反應正確，就會得到30美元的代金券，反應錯誤也無懲罰；在消極任務中，正確反應無獎勵，但反應錯誤會遭到電擊。在進行分配前，參與者被分成三組，一組完全不瞭解A和C的資訊；一組會看到一些關於參與者C的資訊，裡面講述C最近剛失戀，非常低落，需要一些正面的體驗來幫助他們恢復過來，研究者要求這組參與者要從一種客觀的角度來閱讀這段資訊；最後一組同樣會閱讀關於C的資訊，但研究者要求這組參與者要從C的角度來體驗一下C的的感受。然後，三組參與者將寫有A和C的紙條分配到積極任務和消極任務之下。與研究者預期一致的是，當參與者認真體會C的感受時，他們更多地將C分配到積極任務之下，而非採用隨機的方式公正地對將兩人進行分配。
考慮到在這個實驗中，行為是否公正的意義可能不是十分重大，所以在後續實驗中，巴特森等人有設計了更困難的情境。他們讓實驗者決定是否將一個叫做謝莉（Sheri，虛構出來的身患絕症的兒童）在一個特殊護理的等候名單中提前，這樣她可以更早地接受到“品質人生基金會”的護理而讓她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裡過得更開心。
實驗者告知每個參與者，“品質人生基金會”是根據每個兒童的申請時間、對護理的需求程度和預期生命的時間進行排序的。參與者在做出是否讓謝莉插隊的決定前，聽一段對謝莉的採訪，錄音中謝莉聲淚俱下地講述自己因為肌肉癱瘓所遭遇到的各種痛苦。研究者告訴一些參與者以客觀的角度去聽這段錄音，而告訴另一些人從謝莉的角度去試著感受謝莉的痛苦。統計兩組參與者的決定結果後發現，當參與者從謝莉的角度來聽錄音後，他們更多地會不顧其他排隊的兒童而將謝莉等候的時間提前，即使這些兒童可能更需要護理！
共情不僅會影響人們在決策時忽略公正的原則，也會讓人們更少地關注公共利益。在另一項研究中， 巴特森檢驗了在公共資源兩難中，對某個個體的共情產生的影響。假如你參與了這個實驗，實驗員告訴你，你將與其他三個陌生的同學一起玩兩輪遊戲：在每輪遊戲開始時，每人有8張兌獎券，這些兌獎券可能會贏得30美元的代金券；你可以用三種方式來處理這些兌獎券：自己留著、送給某個成員或者投資給集體；集體得到的投資會升值50%後平均分配給每名成員，比如僅有一名成員將8張兌獎券投資給集體，則這8張兌獎券升值為12張，然後分給每名成員3張。每個人的分配方案是保密的，僅自己知道。
與前面的研究相似，你可能會分配況獎券前以一種客觀的角度閱讀另一小組成員（邁克）的不幸經歷，或者，如果你在另一個組，則需要從邁克的視角來閱讀他的不幸經歷。結果表明，當從邁克的視角來閱讀他們的不幸經歷時，參與者會對他產生更多的共情，同時也會更多地將兌獎券送邁克，而投資給集體的兌獎券則明顯少於那些以客觀視角閱讀或者未閱讀邁克經歷的參與者。
科爾伯格在對道德發展進行研究時，發現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夠達到最後的普遍道德原則的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