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科學家認識到罪惡

養生之道網導讀：

科學是第一生產力。 但如果人類並非利用科學來發展我們的文明和物質， 而是以此滿足自己的私欲和貪婪， 那麼這個世界必將充斥著災難與罪惡。

人類的心靈——還能前進多遠?

在哪裡它的膽大妄為會達到極限?

如果人類的邪惡與人類的生命

以一定的比例僧長，

如果子孫總是在邪惡方面

超過他們的父輩，

那麼

眾神只有再增加一個世界

才能容納所有的罪人。

——歐裡庇得斯《希波里特斯》(西元前428年)

在戰後哈裡·S·羅伯特·杜魯門總統的一次會議上， J·羅伯特·奧本海默--曼哈頓核武器計畫的科學總監——悲哀地評論說，

科學家們的手上沾滿了鮮血， 他們已經認識到了罪惡。 之後， 杜魯門指示他的助手說， 他再也不想見到奧本海默了。 有時， 科學家們由於做了壞事受到嚴厲批評， 有時則是因為對科學可能被用於罪惡目的而受到警告。

更普遍的情況是， 科學受到責備是因為科學和科學的產品被認為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在倫理上是模棱兩可的， 既可以用來做好事也可以用來做壞事。 這是一個古老的指控。 它也許可以追溯到製作薄片狀的石制工具和火的使用的年代。 由於自從人類的第一個成員誕生之前， 技術就與我們的祖先一直相伴， 我們是一個技術型的物種， 因此， 這個問題與其說是一個關於科學的問題，

不如說是人類本性的問題。 我這樣說並不意味科學對其成果的誤用可以不負責任。 恰恰相反， 科學負有重大的責任， 它的產品威力越大， 它的責任越大。

就像攻擊性武器和其市場派生物， 對那些可以改變我們賴以生存的全球環境的技術的使用應該慎之又慎。 是的， 迄今為止， 我們的前輩已經做到了這一點。 而且， 像我們一直在做的一樣， 我們在開發新的技術。 但是， 當我們一直具有的缺點與其破壞能力相結合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對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空前的整個星球範圍內建立一種新的道德觀。

有時， 科學家們試圖通過兩方面來達到這一點：一方面稱讚那些豐富了我們生活的科學應用;另一方面，

有意無意地遠離那些同樣源於科學研究的死亡工具。

科學發現的技術應用如果顯而易見——比如， 一個科學家從事神經毒氣研究——他就不能宣稱這樣一種應用“與他無關”， 其根據僅僅是軍方而不是科學家使用這種氣體去傷人或殺人。 當科學家為了獲得研究資金而主動向政府提供幫助的時候， 這種責任就更為明顯。 如果一位科學家， 或哲學家接受來自海軍研究部這樣的部門的經費， 那麼， 如果他知道他的研究對他們沒用， 那麼他就是在欺騙;如果他知道其研究有用， 他就應該對其負責。 只要與他的工作的發明相關， 他就會受到， 而且應當受到讚揚或責難。

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例子是於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學家愛德華·泰勒的生平。

在原子彈發明、德國和日本投降以及戰爭結束之後， 泰勒仍固執地鼓吹所謂的“超級武器”， 主要是要威脅蘇聯。 泰勒已經成了阻礙簽訂一項禁止核武器試驗的綜合性條約的主要力量。 他使得1963年《禁止地上核子試驗條約》的簽署更加困難重重。 他爭辯說， 地上核子試驗對於保持和改進核武庫是極為重要的， 簽署這項條約將“放棄我們國家未來的安全”。 他的觀點現在已被證明是似是而非的。 他還是核電站安全性與投資有效性的積極的鼓吹者。 泰勒還主張發展鑽地式核彈頭——這樣敵對國家的地下指揮中心和深埋於地下的供領導層(及其家屬)使用的掩蔽所就會遭到攻擊並被消滅;而且對於一個敵對國家來說， 只需100 噸核彈頭就足夠了， 清除地下建築“不會產生一個傷患”：平民將事先得到警報。 核戰爭將是人道的。

當科學研究向易犯錯誤的國家和政治領導人提供了巨大的， 其實是可怕的力量的時候， 許多危險便出現了：其中之一是某些捲入其中的科學家除了貌似客觀之外別無所有。 權力導致腐敗， 始終如此。 在這種環境下， 秘密的機構是尤其有害的， 於是民主監督與平衡就顯得特別珍貴(在秘密環境中飛黃騰達的泰勒曾不只一次地攻擊這一點)。 中央情報局的總檢察長在1995年評論說“絕對的秘密導致絕對的腐敗”。 最公開和活躍的辯論常常是避免最危險的技術誤用的唯一保障。 辯論的關鍵一點也許很明顯——許多科學家， 甚至外行可以實話實說而不會有什麼負擔。另一點可能更微妙，一個住在遠離華盛頓特區某地的無名研究生也許會注意到什麼——而如果爭論是秘密舉行的，他將沒有任何機會發表看法。

在哪一個領域內，人類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兩可的?甚至被認為向我們提供的行為和倫理方面建議的民俗也是自相矛盾的。想一想格言吧：匆忙造成浪費。是的，但是，及時行動，可以免于問題成堆也正確。安全第一;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煙必有火，但是你不能僅憑封面評價一本書。省一文等於賺一文，但是你卻不能拿走那賺到手的一文。當斷不斷，必受其患，但是智者不敢踏腳的地方，蠢人卻蜂擁而至。三個臭皮匠項個諸葛亮，三個和尚沒水吃。曾幾何時，人們就是依據這些自相矛盾的陳詞濫調計畫自己的行動，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的。格言家又該承擔什麼樣的道德責任呢?占星術士、占卜術士和小報預言家呢?

我相信，科學家負有特殊的責任去警告公眾可能存在的危險，特別是發源於科學或通過科學的應用得以預見的危險。你可以說，這種任務是預言式的。很清楚，警告應該是審慎的，相對於危險不能作過多的誇大;但是如果我們無法避免錯誤，考慮利害關係，他們就應站在安全一邊。

甚至外行可以實話實說而不會有什麼負擔。另一點可能更微妙，一個住在遠離華盛頓特區某地的無名研究生也許會注意到什麼——而如果爭論是秘密舉行的，他將沒有任何機會發表看法。

在哪一個領域內，人類的努力在道德上不是模棱兩可的?甚至被認為向我們提供的行為和倫理方面建議的民俗也是自相矛盾的。想一想格言吧：匆忙造成浪費。是的，但是，及時行動，可以免于問題成堆也正確。安全第一;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煙必有火，但是你不能僅憑封面評價一本書。省一文等於賺一文，但是你卻不能拿走那賺到手的一文。當斷不斷，必受其患，但是智者不敢踏腳的地方，蠢人卻蜂擁而至。三個臭皮匠項個諸葛亮，三個和尚沒水吃。曾幾何時，人們就是依據這些自相矛盾的陳詞濫調計畫自己的行動，或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的。格言家又該承擔什麼樣的道德責任呢?占星術士、占卜術士和小報預言家呢?

我相信，科學家負有特殊的責任去警告公眾可能存在的危險，特別是發源於科學或通過科學的應用得以預見的危險。你可以說，這種任務是預言式的。很清楚，警告應該是審慎的，相對於危險不能作過多的誇大;但是如果我們無法避免錯誤，考慮利害關係，他們就應站在安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