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介賓, 字會卿, 號景嶽, 別號通一子。 《景嶽全書·傳忠錄》諸篇中頗多與“通一”相關的論述, 現總結並淺析於下。
心存醫理 方可為醫
張景嶽認為, 要研究事物當先明其理, 而醫學執掌人之性命, 為世間至大至要之術, 故明確醫理對於醫生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疾病有萬種之多, 但是每一種病都有病因病機, 醫者若能在臨證之時明確醫理, 洞察某病之本, 得病之真, 則某病之治則治法方藥也明確無疑。 所以《景嶽全書·傳忠錄》中首言“故醫之臨證, 必期以我之一心, 洞病者之一本, 以我之一, 對彼之一, 既得一真,
張景嶽根據道家“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 沖氣以為和”的理論公式, 認為醫理是最高層次的, 醫理之下分陰陽, 即為二綱, 二綱之下又有六變, 即表裡寒熱虛實, 醫者若能明確此二綱六變, 天下百病即能如指諸掌。
其中, 對於陰陽二綱, 《內經》認為“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 即陰陽是自然界的法則和規律, 是歸納事物的綱領, 是事物變化的根源, 是事物產生和消亡的原因, 是自然界萬物運動變化的內在動力。 張景嶽秉承《內經》理論, 認為陰陽是紛繁複雜的醫理的歸納綱領, 表裡寒熱虛實是診病施治的關鍵, 六變之中, 獨重對虛實的診察。
診病施治 貴乎精一
張景嶽反復強調治病求本的重要性, 提出“凡看病施治, 貴乎精一”的理論。 精者, 《說文解字》曰, 擇也。 一者, 病之本也。 精一者, 即《內經》所言“治病必求於本”也。
然而人體作為一個複雜的有機整體, 病情常常錯綜複雜, 寒熱難辨、虛實不明的情況常常存在, 此時醫者不可貿然施以補瀉之劑, 當根據醫者的初步判斷開出探病方,
張景嶽最反對辨證不明, 用治不精, 雜亂而投, 並在《景嶽全書·傳忠錄》中列舉了大量的例子:“當今之醫, 凡遇一證……意謂虛而補之, 則恐補之為害, 而複製以消;意謂實而消之, 又恐消之為害, 而複製之以補, 其有最可歎者, 則每以不寒不熱兼補兼瀉之劑, 兼而用之, 確然投之, 極稱穩當, 此何以補其偏救其弊乎?又有以治風治火治痰治食之劑兼而用之, 甚稱周備, 此何以從其本而從其標乎?若此者, 所謂以藥治藥尚未能得逞, 又安望其及於病耶?既使偶遇, 亦不知其補之之力, 攻之之力也;使其不愈, 亦不知其補之為害、消之為害也。 是以白頭圭匕, 而庸庸沒齒者, 其咎在無定見, 而用治之不精也……耽誤民生者,
處方用藥 本貴精一
張景嶽認為, “治病用藥, 本貴精專, 尤宜勇敢。 ”專者, 一也。 先生探得病本, 善用單方重劑, 往往用一味為君, 二三味為佐使, 大劑進之, 對於輕淺之病, 用一味兩味便可拔之, 對於病情較重的疾病, 則五六七味已經嫌多, 既使用至七八味, 也亦不過對君藥的輔助作用而已。
然其用藥並非不分病勢輕重, 而一味運用重劑, 他以虛實用藥為例來說明用藥以病勢為則的用藥原則。 張景嶽將瀉實譬為“耘禾”:“禾中生稗, 有一去一, 有二去二, 耘之善者也。 若有一去二, 傷一禾矣, 有二去四, 傷兩禾矣。 若識禾不的, 俱認為稗, 而計圖盡之, 則無禾矣。 ”還雲:“故用攻之法, 貴乎察得其實, 不可過也。 ”張景嶽又將補虛喻為“給餉”:“一人一升,十人一鬥,日餉足矣。若百人一鬥,千人一斛,而三軍之眾,又豈擔石之糧所能或哉?一餉不繼,將並前餉而棄之,而況于從中克減乎?”同時還說,“此用補之法,貴乎輕重有度,難從簡也。”
”張景嶽又將補虛喻為“給餉”:“一人一升,十人一鬥,日餉足矣。若百人一鬥,千人一斛,而三軍之眾,又豈擔石之糧所能或哉?一餉不繼,將並前餉而棄之,而況于從中克減乎?”同時還說,“此用補之法,貴乎輕重有度,難從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