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格諸要素中，
與疾病關係最為密切者莫過於氣質與性格。
氣質與性格是一個人內在穩定的心理特徵，
不僅影響疾病的發生，
而且對患病後的心理反應及疾病的診斷、治療、轉歸等均有所影響。
中醫學對人格與疾病關係的認識，
多著眼於對疾病的診斷與治療，
《靈樞·通天》即明確指出：“古人善用針艾者，
視人之五態乃治之。
”並對如何視人之五態確定診治原則作了具體的說明。
明·李中梓特別重視診治疾病對病人個性心理特徵的認識，
他在《醫宗必讀》一書中專列“不失人情論”，
從性之“好惡”、“緩急”、“得失”、“慎疏”、“有無主見”出發使用適宜的治療方法。
李氏指出：“動靜各有欣厭，
飲食各有愛憎，
性好吉者危言見非，
意多優者慰安雲偽，
未信者忠告難行，
善疑者深言則忌，
此好惡之不同也。
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尊，
貴者多自尊而驕恣悖理，
此交際之不同也。
貧者衣食不周，
況乎藥餌；賤者焦勞不適，
懷抱可知，
此調治之不同也。
有良言甫信，
謬說更新，
多歧亡羊，
終成畫餅，
此無主之為害也。
有最畏出奇，
惟求穩當，
車薪杯水，
難免敗亡，
此過慎之為害也。
有境緣不偶，
營求未逐，
深情牽掛，
良藥難醫，
此得失之為害也。
有急性者遭遲病，
更醫而致雜投；有性緩者遭遲病，
濡滯而成難挽，
此緩急之為害也。
有參術沾唇慎補，
心先痞塞；硝黃入口畏攻，
神即飄揚，
此成心之為害也。
有諱疾不言，
有隱情難告；甚而故隱病狀，
試醫以脈；不知自古神聖，
未有餘望聞問而獨憑一脈者。
……此皆病人之情，
不可不察也。
”明·綺石《理虛元鑒》論個性心理特徵與發病的關係說：“顧私己者，
心肝病少；顧大體者，
心肝病多。
不及情者，
脾肺病少；善鍾情者，
脾肺病多。
任浮沉者，
肝腎病少；矜志節者，
肝腎病多。
”對虛勞病論治，
則針對不同個性之人，
提出了不同的治療方法，
指出：“虛勞之人，
其性情多有偏重之外，
每不能撙節其精神。
故須各就其性情所失以為治。
其在湯（蕩）而不收者，
宜節嗜欲以養精。
在滯而不化者，
宜節煩惱以養神。
在激而不平者，
宜節忿怒以養肝。
在躁而不靜者，
宜節辛勤以養力。
在瑣屑而不坦責者，
宜節思慮以養心。
在慈悲而不解脫者，
宜節悲哀以養肺。
”
中醫學對性格勇怯與疾病關係的認識較為深刻，
認為性格勇怯不同，
則對致病因數的反應、病機轉歸預後及對針藥的耐受性等方面均有所區別。
《素問·經脈別論》指出，
對於驚恐刺激、意外困難、勞苦夜行、涉水跌僕等情況，
勇者有較強的適應能力，
故不易發病，
即使發病也易已；相反，
怯懦者在惡劣的條件下則易於發病。
所謂“當是之時，
勇者氣行則已，
怯者則著而為病也”。
勇、怯不同，
其形氣的強調，
皮膚的厚薄，
筋骨的堅脆，
耐痛的程度亦有差異，
故在針灸方法的選擇、刺激強度與時間的確定等方面，
亦應因人而異。
現代醫學心理學對個性心理特徵與疾病的關係有較深入的研究，
一般認為神經症、心身疾病，
心理社會適應不良所致綜合征、人格障礙等心理疾病，
均與個性心理特徵有關。
不同性格氣質類型者易患的疾病有所不同，
存在一定的疾病傾向性。
例如，
多血質者易患與脂質代謝有關的心血管疾病或代謝性疾病：高血脂、高血糖、冠心病、高血壓、膽系疾病等；抑鬱質者易患神經衰弱、內臟下垂、哮喘病、潰瘍病、便秘、心動過速；膽汁質者易患骨關節類外科疾患。
對心腦血管病研究發現，
A型行為者冠心病發病率為B型行為者的兩倍多，
心肌梗塞復發率為 B型行為的五倍。
A型行為者的原發性高血壓、腦中風發生率也明顯增高。
近年又提出 C型行為的概念，
它表現為明顯的焦慮、抑鬱、悲觀失望、消極沮喪、好感情用事、缺乏理智和社會支持感等。
初步研究表明，
C型行為者較易罹癌症等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