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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一體才是中醫完整的辨治體系

辨證論治、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和對症治療, 是四種有著不同內涵的辨治方法, 雖互有區別, 卻互相聯繫, 是對病人的一個問題, 或者互相影響的幾個問題, 從不同角度採取的不同方法, 四者誰也代替不了誰, 所以叫“四維一體”。

由於中醫理論的特殊性, 辨證論治更能體現中醫特色, 突出辨證論治特色無疑也是正確的。 但保持特色與“四維一體”不矛盾, 中醫發展了, 才有特色可言。

用中醫理論對現代檢查指標進行整理總結, 賦予這些檢查指標中醫學含義, 有意識地從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中汲取營養,

充實四診內容, 不斷豐富辨治理論, 才是中醫人的職責所在。

最近, 有些文章提出辨證論治的種種局限性, 從學術角度講, 這有利於中醫理論的發展和完善。 筆者認為, 中醫辨治疾病不止辨證論治這一種方法, 還有與辨證論治具有並列關係、並且同樣常用的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對症治療三種辨治方法, “四維一體”才是中醫辨治體系的全部內涵。 “全能”的辨證論治和“無能”的辨證論治兩種認識都是不正確的。

辨病論治

有病始有證, 豈可舍病談證

著名中醫學家方藥中在辨證論治專書《辨證論治研究七講》中說:“由於近代中醫不少人強調‘辨證’, 不太重視‘辨病’, 因此, 現代不少同志對中醫的病名已經不太熟悉。 ”並表列中醫病名近二百個,

認為中西醫的辨病雖不一樣, 但都有辨病論治。 《趙錫武醫療經驗》說:“辨證不能離開病之本質……有病始有證, 而證必附於病, 若舍病談證, 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

在臨床上, 有時僅用辨證論治, 會有“盲人摸象”之感, 如病毒性乙型肝炎, 是有明確原因的具體的疾病, 有人統計中醫證型幾十種, 中醫病名十幾個, 若對一個病人, 僅僅用中醫一個證型進行表述, 難以理清頭緒。 再如中醫的頭痛、吐血、眩暈、吞酸、耳鳴、不寐、狂證等疾病, 都有肝火上炎證, 西醫的膽囊炎、肝炎、陰囊炎、膀胱炎、前列腺增生症等病, 都有中醫肝膽濕熱證, 但不同的病, 其病因、轉歸、預後會有不同, 因此, 用藥也不會完全相同。 可見, 臨床辨證論治有時離不開辨病論治。

審因論治

證同而因不同, 治當各異

《素問·征四失論》曰:“治病不問其始……何病能中。 ”《素問·至真要大論》言:“必伏其所主, 而先其所因。 ”《神農本草經》說:“凡欲治病, 先察其源。 ”可見古人非常重視病因學治療。

如血虛證, 可由思慮過度、勞倦內傷、脾胃素虛、久病失養, 或失血過多諸種原因引起, 就失血而言, 也有咯血、吐血、便血、月經過多等原因的不同, 不會有哪個中醫治療血虛證不根據病因只根據證候處方用藥。 對濕熱證的治療, 葉天士說“滲濕於熱下, 不與熱相搏, 勢必孤矣”, 既然辨證論治, 濕與熱當同等對待, 為什麼以祛濕為先, 為什麼濕祛則熱孤, 當有了審因論治的意識後, 才體會到“六氣皆可化火”的意義, 因濕鬱化熱, 濕久化熱而形成濕熱證,

自然也理解了“治病必求於本”的臨床意義。 對於肝鬱脾虛證亦然, 若因肝氣鬱滯, 疏泄條達失職而“木不疏土”, 或肝氣橫逆侮脾“木旺侮土”, 當以疏肝解鬱為主;若因脾氣先虛, 而後繼發肝鬱, 所謂的“土虛木克”, 當以健脾、補脾為先。 證雖同而因不同, 若不審因, 豈能求全效?一個合格的中醫應是既能辨證論治又會審因論治。

對症治療

雖為權宜之法, 但必不可少

臨床上, 我們面對的是有病的人, 無論是中醫證候或中醫、西醫的病名, 都是人的主觀思維對疾病現象進行區分的“符號”。 對於病人來說, 最大願望和要求是儘快解除自身的痛苦症狀。 有些症狀不一定是疾病或證候中的主要症狀, 卻是病人的主要痛苦。 這時,

醫生首要重視和關注的, 就是對症治療。 《靈樞·病本》所言:“大小不利治其標。 ”在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典型的對症治療。 《傷寒論》101條的“但見一證便是, 不必悉具”的“證”, 有時是指“症狀”的, 如318條四逆散的方後注:“咳者, 加五味子、乾薑”, “悸者加桂枝”, “小便不利者加茯苓”, “腹中痛者加附子”, 理解為對症治療一點兒也不為過。 對於晚期癌症病人, 病因清楚, 病名確切, 證候清晰, 我們卻無能為力, 無論中醫或西醫, 對症治療當為首選。 但對症治療僅是治標之法, 有時雖會有立竿見影之效, 須權衡病、證而後為之。

論及張仲景奠鼎辨證論治, 都引用“觀其脈證, 知犯何逆, 隨證治之”作為依據。 可經考證, 古人無“症”字, “證”與“症”相通, 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症”指症狀, “證”指證候。況且一直到現在,中醫的病名與症狀仍然混用,把仲景一個“證”字認為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證候”未必是正確的。

四維一體

中醫實踐的具體要求和基本要求

張仲景臨床也並非只是辨證論治,僅舉《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並治》為例。張仲景認為,“黃家所得,從濕得之”,所以“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這是審因論治的體現,一直到現在,祛濕法仍然是治療黃疸的主要方法之一,只不過在方法上已非利小便一端。對於“諸黃,豬膏發煎主之”,“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後人多用以方測證來推斷其證候,張仲景的想法未必會那麼複雜,古人對問題多以直覺為主,理解為辨病論治會更切合實際。“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一條,當是對於酒疸伴“心中熱”的對症治療,臨床上,“吐之”不可能使酒疸痊癒;對於“黃疸病,……噦者,小半夏湯主之”一條,後人有認為是“和胃治黃”法,實際也是典型的對症治療,因“噦”只是黃疸的伴發症,臨床上單獨應用小半夏湯對於黃疸也不可能奏效,《金匱要略心典》有言:“非小半夏能治疸也。”可見張仲景辨治疾病不是僅用辨證論治一法。

由於辨證論治、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和對症治療,是四種有著不同內涵的辨治方法,雖互有區別,卻互相聯繫,不可能孤立存在,不能截然分開,是對病人的一個問題,或者互相影響的幾個問題,從不同角度採取的不同方法,四者誰也代替不了誰,沒有主次之分,沒有層次高低之別,所以叫“四維一體”。

“四維一體”有機結合的辨治模式,才構成了真實完整的中醫辨治體系,才體現出中醫辨治體系的全部內涵。有時僅用辨證無辨病,治療猶如隔靴搔癢;有時僅有辨證不審因,有悖“治病求本”;有時僅有辨證,不進行對症治療,會使病人失去信心。“四維一體”辨治也是對中醫實踐的具體要求和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因為中醫理論的特殊性,辨證論治更能體現中醫特色,突出辨證論治特色無疑也是正確的。但保持特色與“四維一體”不矛盾,中醫發展了,才有特色可言。

借鑒西醫

豐富辨治理論,提高療效的需要

無論運用哪種辨治方法,都要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獲取診斷資料,現代醫療手段發現了疾病,患者沒有症狀、體征,我們叫做“無證可辨”,這成為質疑辨證論治的焦點。分析一下中醫發展史,中醫四診的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漸總結,逐步形成的。舌診雖源於《內經》,僅記載有簡單的舌象表現,至1341年元·杜清碧《傷寒金鏡錄》第一部舌診專書問世,到1920年曹炳章的專著《彩圖辨舌指南》,完整系統的舌診理論才逐步形成。切脈法首載於《內經》,至晉·王叔和《脈經》始建立專門的脈學系統理論,明代李時珍《瀕湖脈學》逐漸使脈學得到普及和發展。

古人沒有顯微鏡、X線機、磁共振,用中醫理論進行整理總結,賦予這些檢查指標中醫學含義,有意識地、廣泛地從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中汲取營養,充實四診內容,不斷豐富辨治理論,提高臨床診斷水準和療效,才是中醫人的職責所在。

“證”指證候。況且一直到現在,中醫的病名與症狀仍然混用,把仲景一個“證”字認為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證候”未必是正確的。

四維一體

中醫實踐的具體要求和基本要求

張仲景臨床也並非只是辨證論治,僅舉《金匱要略·黃疸病脈證並治》為例。張仲景認為,“黃家所得,從濕得之”,所以“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這是審因論治的體現,一直到現在,祛濕法仍然是治療黃疸的主要方法之一,只不過在方法上已非利小便一端。對於“諸黃,豬膏發煎主之”,“黃疸病,茵陳五苓散主之”,後人多用以方測證來推斷其證候,張仲景的想法未必會那麼複雜,古人對問題多以直覺為主,理解為辨病論治會更切合實際。“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一條,當是對於酒疸伴“心中熱”的對症治療,臨床上,“吐之”不可能使酒疸痊癒;對於“黃疸病,……噦者,小半夏湯主之”一條,後人有認為是“和胃治黃”法,實際也是典型的對症治療,因“噦”只是黃疸的伴發症,臨床上單獨應用小半夏湯對於黃疸也不可能奏效,《金匱要略心典》有言:“非小半夏能治疸也。”可見張仲景辨治疾病不是僅用辨證論治一法。

由於辨證論治、辨病論治、審因論治和對症治療,是四種有著不同內涵的辨治方法,雖互有區別,卻互相聯繫,不可能孤立存在,不能截然分開,是對病人的一個問題,或者互相影響的幾個問題,從不同角度採取的不同方法,四者誰也代替不了誰,沒有主次之分,沒有層次高低之別,所以叫“四維一體”。

“四維一體”有機結合的辨治模式,才構成了真實完整的中醫辨治體系,才體現出中醫辨治體系的全部內涵。有時僅用辨證無辨病,治療猶如隔靴搔癢;有時僅有辨證不審因,有悖“治病求本”;有時僅有辨證,不進行對症治療,會使病人失去信心。“四維一體”辨治也是對中醫實踐的具體要求和基本要求。

毋庸置疑,因為中醫理論的特殊性,辨證論治更能體現中醫特色,突出辨證論治特色無疑也是正確的。但保持特色與“四維一體”不矛盾,中醫發展了,才有特色可言。

借鑒西醫

豐富辨治理論,提高療效的需要

無論運用哪種辨治方法,都要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獲取診斷資料,現代醫療手段發現了疾病,患者沒有症狀、體征,我們叫做“無證可辨”,這成為質疑辨證論治的焦點。分析一下中醫發展史,中醫四診的體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逐漸總結,逐步形成的。舌診雖源於《內經》,僅記載有簡單的舌象表現,至1341年元·杜清碧《傷寒金鏡錄》第一部舌診專書問世,到1920年曹炳章的專著《彩圖辨舌指南》,完整系統的舌診理論才逐步形成。切脈法首載於《內經》,至晉·王叔和《脈經》始建立專門的脈學系統理論,明代李時珍《瀕湖脈學》逐漸使脈學得到普及和發展。

古人沒有顯微鏡、X線機、磁共振,用中醫理論進行整理總結,賦予這些檢查指標中醫學含義,有意識地、廣泛地從現代科學特別是現代醫學中汲取營養,充實四診內容,不斷豐富辨治理論,提高臨床診斷水準和療效,才是中醫人的職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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